ZT: 北京一个月花费1千亿美元来支撑人民币？欧阳剑

北京一个月花费1千亿美元来支撑人民币？欧阳剑
2015年4月28日

（Gordon G. Chang ）4月26日在《福布斯》发文指出，北京在悄悄地花费巨资支撑人民币，不过，这种支撑是不可持续的，如此下去，外汇储备可能会很快消耗殆尽。似乎，北京不想让人知道这些。以下是原文译文。
    
     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和中国金融机构为了支撑人民币，上个月净卖出了252亿美元的外汇。
而在二月份，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银行净购买了422亿元人民币，显示当时的人民币依然坚挺。
    
     周五，央行将每日参考汇率设为自从一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迄今为止，人民币兑美元上升了0.4%，去年则下跌了2.5%。
    
     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在下滑，但人民币看起来仍有弹性。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简称SAFE）国际收支司负责人关涛（音）表示，政府不会采取措施限制资金离开中国。在官媒《中国日报》上，关涛最近表示，资金外流“在预期之内”。
    
    大多数分析师都认可外汇管理局冠冕堂皇的评估。
    
    不过，驻北京的“J Capital Research”公司的Carlo Reiter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2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他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在二月卖出了560亿到1060亿的外汇来支撑人民币。
    
    他的逻辑很简单。央行，除非想要收缩银根，每当卖出美元换回人民币时，必须要借出额外的资金。他解释说，人民银行每卖出1美元，就要收回6.2元人民币。Reiter然后计算了银行的贷款总量，尤其是通过比较不透明的渠道，中期贷款机制和常设贷款工具的贷款数量。Reiter写道：“人民银行的干预措施是悄悄进行的，扭曲了市场信号。”
    
    所有这些表明，事实上，人民币处于巨大压力中。
    
    如果央行二月份烧了高达1060亿美元，那么三月份它肯定卖掉了更多外汇，因为在三月，显然中国的持有量明显恶化。一方面，根据官方渠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资产在第一季度下滑了2520亿元，其中的2310亿元发生在三月份。另一个原因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认为三月份的资金外流是一年内最多的。
    
    那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呢？经过第一季度创纪录地下滑了1130亿美元之后，北京报告只剩下了3.73万亿美元。
    
    不过，那个数字，似乎太高了。在三月份，资金外流增加，人民币对美元的价格也在上升。这意味着，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央行的干预造成了该月人民币的升值。
    
    如果是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正处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正如彭博社的标题问道的那样：“如果现在中国的资金开始外流，那么危机时会怎样呢？”
    
    危机？没多少人认为危机正在到来。例如，汇丰银行的Frederic Neumann（范力民），没有看到“系统性风险”。他对彭博社说：“他们（北京当局）有资本管制，不那么容易就能把钱拿出去。”
    
    在纸面上，中国有最严格的资本管制，不过，在过去几年中，当投资人认为中国是好的投资地点的时候，资金涌入中国。现在，贪婪正在变成恐惧，中国官员们不太可能更有能力阻止非法资金外流。
    
    即便中国的外汇储备真的像北京说的那样多—不太可能—即便所有的储备都像声称的那样具有流动性—这也值得怀疑—中国也可能以比任何人现在想象的都要快的速度烧掉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在一两年内，庞大的美元，欧元和日元可能就消耗殆尽。
    
    Reiter在报告中问道：“为什么人民银行在正常的市场操作之外向银行借钱，为什么贷款要秘密地进行？”他的公司显然认为答案是中国人民银行在每月花费大约1000亿美元在支撑人民币。
    
    看起来，北京不希望我们知道这一点。
    
    博谈网记者欧阳剑编译报道 

ZT: 中国出口将全线崩溃的现状与因由

中国出口将全线崩溃的现状与因由
2015-04-25 19:06:27  多维 

一个从事出口的国内网友，指出危机将至，劝政府放弃人民币国际化的想法，让人民币一步贬值到位，挽救实体经济。他担心政府因为亚投行的伟略而逞强，放出几万亿美元存款去维持人民币的汇率，向世人证明他们印的纸币如美金一般，值得储存。
这边厢国民实业集体倒闭，那边厢那个自称代表人民的政府，设计了人类史上最宏大的一带一路工程，要为民族复兴大展宏图。习近平在一片赞美声中上路，这一行单单对巴基斯坦，印尼就送出了将近一千亿美元。开弓没有回头箭，未来投入的金钱将以万亿美元算。政府没有钱，在民间发行债卷，也要把钱送出去。这些画图拼在一起，情势是不是险恶，我以十万火急形容算不算过分？竟有因此骂我是标题党，为老不尊。

　　国难当头，我这个老女人也只有放下尊严，为危机呐喊。在此再转载草根网博主，张平的文章”我们的出口怎么啦？” 以证明那网友所指的危机的确存在。文章公布的数字说：

　　3月份，在中国主要出口市场中，除了对印度出口增长1%外，对其他主要出口市场均同比下降。如，对美国、东盟、巴西和南非 出口同比下降7.7%、8.9%、8.4%、5.3%；更为厉害的是，对欧盟出口下降18.7%、对日本出口下降24.4%、对俄罗斯出口下降50.2%。

　　文章指出：”今年以来，人民币在相对于美元走弱，但是当人民币相对欧元、日元等非美货币时，却是升值势头明显。这无疑会加剧中国出口对欧盟、日本出口的进一步恶化。

　　文章说：随着东南亚、非洲等各中小经济体的崛起，以及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倡导的制造业的回 归。中国原来倚仗的世贸红利、资源红利、人口红利正逐步淡出。而商品的综合成本开始居高不下，削弱了中国出口的优势。

　　文章说： 海关总署对近3000家出口企业的调查显示，3月份有56.2%的企业反映出口综合成本同比增加，其中分别有61.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在同比上升，有37.5%的企业认为融资成本在上升，有 33.4%的企业认为汇率成本有所上升。对成本最为敏感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也纷纷下降，纺织品下降28.8%、服装下降35%、箱包下降19.3%、家具下降15.2%、鞋下降26.5%、塑料制品下 降24.4%、玩具下降21%。

　　我认为更根本的是，在中国从事实业不再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将不会有一鸡死一鸡鸣的情形出现。因为政府银行订立的利率在6%以上，维持的汇率却让实业家只有只有5%甚至更低的纯利。令从事实业毫无前景可言。这几年的日子，多么难为我们的事业家，他们支撑着70%国人的生计，对官员逢迎，向政府纳税，还得顾及员工的福利权益，自己在三几厘纯利的夹缝中生存。理解他们一路的艰辛，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撑持，为什么可以撑持那么久？如今他们不得不言败放弃，中国的出口下滑。中共拿着他们纳的税去福泽他国。

　　没有工作做的人都可以炒房炒股去，这是一幅多么火红的画图！发达致富了，人们会感激共产党，记得政府做过的事情。一个超发货币的政府，一个让实业衰退的政府，竟然认为全世界会信任储存他们的货币，曾经愚弄自己，愚弄国民，现在想愚弄世界，做着复兴民族的中国梦.......。

ZT: 與皇權太近的商人結局多不樂觀

與皇權太近的商人結局多不樂觀
2015-04-25
《新史記》孟港 專稿


1999年1月22日，中紀委作出《關於給予金德琴開除黨籍的處分决定》，决定中寫道：“中紀委常委會議認爲，金德琴身爲國家工作人員，黨的高級幹部，在代表中信公司辦理國家貸款3000萬美元用於嘉華銀行增資的過程中，利用職務和經營管理貸款的便利，侵吞公款。”

2000年6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宣判，以“挪用公款罪”判處金德琴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同年7月，金德琴申請上訴失敗，法院維持原判。

正 如宋林落馬後，一些企業界人士以“偶像”來形容宋林在華潤任內的作為一樣，金德琴在當時的駐港中資機構中也頗具聲望，他是大陸國企派港機構人員中的大哥 大。這大哥大的名聲不是由於他的高齡，也不是由於他曾任中國銀行總行行長，更不是他擔任的中信公司副董事長兼嘉華銀行董事長，而是因為金德琴在所有駐港企 業負責人中，是最有經營能力最會賺錢的。


金德琴鋃鐺入獄15年，在世人腦海中的形象逐漸模糊。這是香港《蘋果日報》刊出的“中信集團副董事長兼嘉華銀行董事長金德琴”照片。

金德琴落馬至今，哀其遭遇、替其惋惜、為其辯解的聲音一直不絕。

讚 賞他的人認為，金德琴把嘉華銀行由破產邊緣打造成當時中信集團的金蛋，能力毋庸置疑，功績毋庸置疑。那3000萬美元借款，他僅用5年就將本息3502萬 美元歸還國家外匯儲備。况且，他在這麽多筆借貸業務中，絕對地看中借款人的資質與還款能力，而非其背景，職業素質令人贊賞。在這點上，如果中資銀行管理人 員都能向金看齊，那就不會有那麽多呆帳壞帳了！

爲他辯解的人認爲，金德琴的要求有相當的合理性。儘管他給國家創造了上百億的資産，但作爲中資駐港人員，他每年實際到手的收入不過三、五十萬。這3000萬美元在這5年中所生出來的錢，除去本息外，按香港的商業規矩，可歸屬於董事長私人。壞就壞在金德琴是外派幹部，不能與國家討價還價。而國家却沒有樹立起一套激勵企業經營人員的機制。

近代之上海，領門戶開放之先機，各路英雄豪傑、經世奇才、文人墨客在此風雲際會，逐漸形成了一種不同於中國其他地區的文化，即所謂“海派文化”。海派文化以 十里洋場的上海爲中心，根植於江南地區傳統的吳越文化，並且融入了開埠以後來自西方歐美地區的各國文化。海派文化與嶺南文化一道，代表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具 活力的地方文化。

而近代上海特別是民國以降的上海，以商人為軸心、以商業為支柱的特殊社會環境，使得海派文化與其它中國文化相比較，更為遵循現代商業文明的主要原則——尊重市場，堅守契約，重視金融與商業。因此，無論是“海派文化”還是“海派人”，與“商”都有著更為天然的聯繫。

然而，在中國始終根基深厚的封建文化决定了這些精明靈活的海派商人，與皇權接觸交往，終歸是離不開。事業雄心越大，越是繞不開這一環。但是，從文化內涵上講，海派與皇權又是格格不入的。

ZT: 默默无闻的习近平 忽然让大家大惊失色

默默无闻的习近平 忽然让大家大惊失色
 2015-04-21
我今天要评论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埃文·奥斯诺斯。奥斯诺斯是一个很有名的记者。最近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这个书名叫做《野心的时代〉〉，而且刚刚在2014年写的，也是讲中国的。
奥斯诺斯的观察是值得注意的。他的文章的题目按中国共产党的老话就叫“自来红”。共产党有一批人觉得自己是红二代红三代。这篇文章是全面检讨一下习近平的生平。

　　最早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就是说习近平在中国没有做总书记以前不过是一个并不出色的地方官员。为什么在两年多的时间之内他就突然变成了中国毛以来最重要的一个领袖，这是什么原因？

　　他这里面的讨论不是他个人的偏见也不是他个人的主观看法。他是访问了极多的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和有关的学者对习近平的认识，比如说上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另外比如说还有澳大利亚最有名的前任总理，会说中国话汉语说得非常好，我们叫他陆克文。像这些都是他访问的对象，还有美国国务院的重要人物。另外还有一些中国的重要记者，中国的重要学者，比如说历史学家章立凡；法律专家、北大的教授贺卫方；再加上作家，比如说是余华。这些都是在他的访问范围之内，而且都引用了他们的话。所以把这些所有的访问跟他其他的采访材料加起来就很可观了。

　　同时，他也引用了很多习近平在访问的时候许多话，这许多话一般我们都是看不到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非常值得重视奥斯诺思这篇叫“自来红”的文章，可以让我们一般人了解整个中国的一个形势是大有帮助的。

　　习近平最早在做总书记以前，几乎没人怎么注意他，而且当时有两个接班人，一个是李克强，就是现在的总理；第二个是习近平。这个习近平当时在一般人看来还不及李克强条件好，最后是什么原因他上去的？不过习近平的父亲在他崛起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能够执政跟他父亲习仲勋关系极大。

　　1979年习近平刚刚出台不久的时候，他就跟耿飚工作了，耿飚当时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耿飚是习仲勋最好的朋友，所以因为耿飚的关系习近平就跟军方发生了联系。这是他后来做总书记以后在军方能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此外，习仲勋在早期改革的时候是大家所称赞的。所以，习近平至少早期给人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他会走上父亲的开放改革向西方吸收某些经验的作风，或是他父亲的继承人。

　　在很长一段时期之内，他虽然用强力的手段好像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讲的都是很右派的话，所谓右派的话就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要党专政这一点，他对一党专政的这一点加强得非常厉害。一般人认为这是他夺权当中不能做的事情，等到他夺权以后他就会开始改革，因为他父亲的影响在那里。

　　可是现在大家已经看清楚了，习近平根本不是走改革开放的路，他确实是要做以前的毛泽东，而且要做毛泽东以后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从前邓小平都没有完全做到的。后来在江泽民跟胡锦涛时代可以说都是集体领导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做领袖的人并不突出，特别是在胡锦涛时代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胡锦涛几乎在今天看来好像没起过什么作用，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所以才有周永康这样大的势力的兴起。周永康大概就是抵制习近平最厉害的一个人。他跟薄熙来搞得有声有色，很想取习近平而代之。而这里面支持的人最大的势力就是周永康。

　　所以，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眼睛就对准了这两个人，要把这些势力去掉以后他才能出头。他最初的时候好像不显什么形色，这也许是他厉害的一点，是别人对他没有估计到的地方。他有他深沉的一面，他首先是把他9个人的集体领导制度改为7个人，在7个人中间他要做唯一最高的领袖。所以他在领导体制之下设了许多重要的委员会，他做了至少了11个委员会，包括外交，包括台湾问题、经济问题以及国防以及国内的安全都是他做主席，所有人都要向他报告。在一步步走的时候，他已经先把总理的地位给压下去了，所以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领导人那就是习近平。而且习近平在军事方面又抓得很紧，所以把周永康在军队方面的重要人物一个个都搞光了，包括像徐才厚这类人。

　　习近平跟西方一些人交往，包括像刚才讲澳洲总理陆克文，包括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还有包括骆家辉，还有国内的观察家跟奥斯诺思谈话的时候都表示出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观察点，就是习近平是这两年半之内用一切方式来做到一人专制的程度。而且习近平清清楚楚地表示出来他对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是绝对排斥、绝对反对的。所以他不可能说在抓到权力以后回到改革开放这条路，这一点现在大家已经承认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了解习近平就要看他的一些重要的作为。

　　奥斯诺斯分析习近平并不采取什么唯物史观的政权问题，而是把打天下的意识加强了。共产党认为天下是它打来的，打来这个天下的就是这些第一代的革命者，而最可靠的就是他们的子孙曾孙这样传下去，这就变成中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并不是老百姓的。所以人民、民主这些东西过去在毛泽东时代还用来做口号，今天在习近平时代连口号都不再用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他能抓住人心的来源所在，同时他在坚决地执行一党专政、个人专制，而不允许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出现。　　（根据余英时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校）

ZT: 陈琳臭骂曹操为何没被批斗？

陈琳臭骂曹操为何没被批斗？
2015-04-22 00:54
每当议及魏武曹操，传统学究和商业文人总是打得不可开交。

诋毁其人格的，常常提起他残忍杀害吕伯奢一家，并放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老黄历，之后便一味数落其自私自利、悖反人伦、囚君弑后、屠戮忠良。好像他罄竹难书，罪不容诛一样。

溢美其雄武的，常常拿出《魏书》的记载加以反驳（太祖曹操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意思是说，曹操为了躲避董卓的追杀，与随从路过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他的儿子伙同宾客盗取曹操的马和物品，曹操才下手杀了人），而后大赞其“指八极以远略，必翦焉而后绥”，仿佛其功盖天地，不容置喙。

这两种极端而又偏激的做法，究其动因，前者多半意在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后者则是为了以曹操为谈资，企图摄人眼球，大发横财！

正如凉茂所言，“忧国家之危败，愍百姓之苦毒，率义兵为天下诛残贼”谓其功德；恰似后人所病“好用权谋，果于杀伐，遂引宋、齐、梁、陈接连仿效，纲维弛绝”是其过差！不明于此者，不可语曹公！

平心而论，我个人对曹操是爱恨交加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中青年时期那个不畏权贵、襟怀开阔的曹操，讨厌晚年那个走火入魔、不择手段的曹操。

曹操的不畏权贵，大家可以从他“棒杀蹇图”一事上初窥端倪，其详情热衷《魏略》的三国迷们已然悉知，在此不作赘述。但是在当下的这个环境，有必要重提一下曹操的“襟怀开阔”，为领导者鉴！

话说袁绍弃田丰“庙攻”之论，而力图“毕其功于一役”，临阵之际又好谋无决，终至官渡惨败。曹魏集团大胜之后，其内部文臣武将跳着脚痛骂，高声疾呼，主张要弄死陈琳。

为什么非要弄死陈琳？因为陈琳在此之前写了一篇《为袁绍檄豫州文》，其间涉及了不少刻薄辛辣的“敏感词汇”，犯有“蓄意侮辱国家领导人罪”。

我们摘其一二，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犭票狡锋协，好乱乐祸。…………

其内容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狗娘养的”、“贪官污吏”、“你不是人，是畜生”，意思差不多。总之是不仅把曹操骂了，把他的祖宗八代也骂了。

然而这位奸雄的反应却出人意表，不仅没有加害于陈琳，反倒让他担任司空军谋祭酒。这样还不算完，还责令他当着大家的面儿把《为袁绍檄豫州文》高声朗读一遍。

曹氏亲贵都以为曹操这是被骂傻了，心里都琢磨，你不想杀审配和沮授，这情有可原，因为那俩人是经国纬政之才！但是你不能同情心泛滥啊！陈琳算啥啊？！这样的笔杆子多得是呀，在邺下文人集团里随便挑俩，譬如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等，都能跟他差不多！再者说你不杀就不杀吧，还让他当贴身秘书，更过分的是，像《为袁绍檄豫州文》这种损害国家领导人形象乃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应该给它屏蔽啊！你犯了什么神经，让他再读一遍？！

个人认为，曹操这么做，由实有四：

一，明白“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道理。

正所谓天下何人无人骂，天下何人不骂人！尤其是有志于革故鼎新、改朝换代的政治人物，注定一生都得是毁誉交加。大家可以去翻翻历史，纵使如周武王那样贤明的君主，小儒们仍不免虚构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事迹来讽刺他不忠不孝，其他的帝王就更不用说！

“夷凶翦暴，功格区宇”的宋武帝刘裕，可谓是克复中原的雄才，但还是有人讽刺他野心勃勃、灭纪乱纲；苻坚统一北方，雅量瑰姿，变夷从夏，王安石却责骂他说“苻坚好功，而不能忍，智大而不见机”；拓跋焘治军严格，赏不遗贱，罚不避贵，在生活上，朴素节俭，威武豪迈，刚毅自律，直爽坦率，从谏如流。这在当时那个时代已经算是十分难得的了！可还是逃不开“暴桀狂纣”的恶谥！

老实说，这三个人已经算是曹、刘、孙身后170多名帝王中最出色的三个了，还都没能逃脱“谤满天下，誉满天下”的历史铁律，更遑论政绩平平、毫无智术的帝王！

有一点我想曹操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你如果想一点谩骂都不挨，除非你压根就别做事，整天藏在家里躲猫猫的人绝不会挨骂！

何况《为袁绍檄豫州文》早在官渡大战以前就传得街知巷闻、妇孺皆知了！要是当时有网络，点击也得过亿了！即使你把文章删了，把作者杀了，又有何用？你能保证不会出现第二、第三个陈琳？！

二，王者的“爱才心理”使然。

《求贤令》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一篇不可多得的散文，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有这么一段话，集中体现了曹操对东汉末年以来沽名钓誉、崇尚玄谈之风的痛恨和对杰出人才的爱惜：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问题是，类似“把人才作为战略资源”、“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种口号谁都会说，不是喊喊就可以的，你得真正去做。现在陈琳被俘，考验你是不是表里如一的时候到了。如果你这个时候把陈琳活埋，或者给他开个批斗大会，天下士人都会以为你以前说的是屁话！

三，远效先王雄风，瓦解二袁守势。

在不计前嫌这个问题上，曹操决称不上前无古人，齐桓公和汉高祖都这样做过。

刘邦曾经这样质问韩信的谋士蒯通：“你曾经骂我说‘汉王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还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可有此事？！之后你竟然还敢向韩信献上‘三分之计’，好大的胆子，知道这是死罪吗？”

按常理说，蒯通犯有两项重罪，一是诋毁国家领导人罪，二是分裂国家罪。纵不车裂，也当斩首。但刘邦在要这颗头之前，还在征询这颗头的意见，足见贤明。

蒯通当然有理由：狗总是要对自己主人以外的人狂吠。那时候，我只知道有齐王韩信，并不知道有您。况且秦朝丧失帝位，天下之人共同去抢，有才能的人首先得到。天下纷乱，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去做您所做的事，只是能力不够，您能把他们都杀尽吗？

刘邦一想这话没错，你不能说你把天下打下来了你就有理，跟你争权的你就都给弄死，这样的话不是等于对百姓宣示“成王败寇、弱肉强食”吗？应该以理服人、以德御下！所以就把蒯通赦免了。

陈琳这个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他虽然是大汉旗下的一个文职公务员，但是当时的政府内部已经是贪污腐败、派系分明、百弊丛生、名存实亡了。况且当初提拔和赏识他的，既非大汉政府，也不是曹操这个“总理”，而是部长袁绍。那么，陈琳跟着袁家干，对曹氏利益集团破口大骂，于情于理都不能说有什么罪。假使袁绍提拔和重用了他，陈琳不知恩图报，反而赞美曹操，那才真的是“里通外国、吃里扒外”。

弄懂了“各为其主”、“士为知己者死”这些道理，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曹操会体谅陈琳那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同时，曹操做出这样一个“随能任使，不计仇怨”的架势，既可以让张郃、高览这帮降将死心塌地，对于瓦解袁尚、袁熙两兄弟在中原的残余势力，也有好处。他可以此“示天下形势”，向仁人志士证明自己是“以顺诛逆”。

四，自我抬高，分谤引流。

为了干掉袁绍，荀彧、刘晔、郭嘉、贾诩、荀攸、程昱这帮文臣不知道死了多少脑细胞，许褚、徐晃、乐进等将士也不知道洒了多少热血。曹操在此次战役中的表现，无非是在关键时刻拿拿大主意，平时给前线督运一下粮草。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没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

所以他不仅不杀陈琳，反而让其当众把檄文再念一遍，以便告诉将士：我曹某人也是付出了代价的，为了打这场仗，我八辈祖宗都被人黑了！

读史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曹操之所以能够“鞭挞宇内，北破袁绍，南虏刘琮，东举公孙，西夷张鲁，九州百郡，十并其八”，不仅是权诈使然，雅量圆融、不念小恶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

相反，如果一个领导人物小肚鸡肠、外宽内忌，只能让他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侯景和袁绍就是这样的反面教材。

侯景就是那个三易其主，先后侍奉过尔朱荣、高欢、梁武帝的那个货色。有一回他被高澄派来的北齐军追赶，如果不赶快加紧脚程，很容易就会被活捉。他却不知道哪根筋不对，在逃跑的中途停了下来，满脸愤然之色。

他手下的军卒劝他说：“快跑吧！来不及了！”

侯景斥道：“等会儿！”

军卒大窘，挽着他的衣袖道：“现在真的形势紧迫，您干嘛滞留在这儿？”

侯景憋得脸红脖子粗，声嘶力竭的咆哮道：“我说等会儿！你没听见吗？”

过了半晌，军卒才弄明白，侯景之所以迟迟不走，是因为在“战略转移”的途中，有个守城的小镇镇长骂了他一句“短脚（瘸子）”，他们这位侯大爷赌咒发誓，声称“非弄死他不可”。如果弄不死他，宁可不走了，大不了跟那个小镇长同归于尽！这是在拿全军将士的性命在赌气啊！

最后终于被追上来的慕容绍宗打得满地找牙、大败亏输，几乎丧命。要不是梁武帝派人接应他，他这条小命就算是挂了！心眼小到这种地步的人，有哪个部属乐意跟他？！

袁绍就显得比他更可恶，为什么呢？因为侯景长得就是一副尖嘴猴腮，反复难知的小人脸孔，别人都看的出来，都懂得要提防他，是以没人敢当面骂他或者给他提意见，试问谁想自己找死啊？！

但袁绍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用王粲的话说是“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这就颇具有迷惑性，让人误以为他可以“容世间一切难容之事”。那底下的人看你这么谦谦君子，又好说话，当然对你就有一说一，丝毫不藏着掖着了！

田丰就被绍哥这德行给骗了，跟他建议说：“曹公善用兵，变化无方，众虽少，未可轻也，不如以久持之。将军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简其精锐，分为奇兵，乘虚迭出，以扰河南，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敌疲于奔命，民不得安业；我未劳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释庙胜之策，而决成败于一战，若不如志，悔无及也。”

意思是告诉袁绍，你先用韩非子说的那个什么“六微七术”之类的，先跟曹操慢慢玩着，然后再加上麻雀战、地道战、骚扰战等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准保能赢。用不着发动大规模战争，犯不着把老本都押上！

绍哥一看这家伙敢于反对我的既定抗曹方针，大怒，疾言厉色的斥责他。田丰也急了，大骂“暗主啊！暗主！”

绍哥一听更是怒火攻心，不过他比侯景阴多了，他先不杀田丰，而是把田丰先关进黑监狱闭门反思，让其做自我检查、写思想汇报。慢慢折磨田丰几个月之后，最终找个茬让他上吊了。

像侯景和袁绍这样的领导人，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有必要简略的一提：侯景是被江州刺史王僧辩、扬州刺史陈霸先先后发难，打得一人不剩，死后，尸体被分成好几份，被人抢食，这就是死无全尸啊！袁绍比他稍微好点，因为自尊心太强，兵败后茶饭不思，发病而死。

小结：浩泱冗长的历史早已明鉴，在“接皇汉之末绪，值王途之多违”的年代，一个襟怀开阔、宽以待民、雅量圆融的领导人即便命运多舛，不慎倒下，老百姓会拼出命去把他再扶起来！相反，如果一个领导人睚眦必报、锱铢必较、刻薄寡恩，就算他得逞一时、权赫煊天，也注定不得好死！

赵丹阳，共识网

ZT: 杨继绳：中国的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杨继绳：中国的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2015-04-12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于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就是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护。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也是任何社会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人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我国现实的发展和我的期待不一样，进人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我们的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认真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和中下层职员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在这个“场”的每一点的能量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还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会发展成为“权力市场经济”。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它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苏哈托政府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印尼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反腐，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到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还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印尼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有了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没有大的改革，甚至更加强化。在权力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往往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企图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党和政府一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难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高于当时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人。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l／3被官员家庭私用，l／3被司机私用。所以，党和政府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启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政府推动的公车改革这么难？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高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人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无奈地说，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以后，强人政治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们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常常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

杨继绳，《炎黄春秋》

zt: 年薪十万的乞丐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营销！

年薪十万的乞丐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营销！
2015-04-05 15:08:53  创业派
派导读：乞丐也有乞丐的“乞讨经济学”。有时候，从事什么行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样让效益最大化。
我拎着刚买的levi's从茂业出来，站在门口等一个朋友。一个职业乞丐发现了我，非常专业的、径直的停在我面前。这一停，于是就有了后面这个让我深感震撼的故事，就像上了一堂生动的市场调查案例课。为了忠实于这个乞丐的原意，我凭记忆尽量重复他原来的话。

　　“先生……行行好，给点吧。”我一时无聊便在口袋里找出一个硬币扔给他并同他攀谈起来。

　　乞丐很健谈。“……我只在华强北一带乞讨，你知道吗?我一扫眼就见到你。在茂业买levi's，一定舍得花钱……”

　　“哦?你懂的蛮多嘛!”我很惊讶。

　　“做乞丐，也要用科学的方法。”他说。

　　我一愣，饶有兴趣地问“什么科学的方法?”

　　“你看看我和其他乞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先?”我仔细打量他，头发很乱、衣服很破、手很瘦，但都不脏。

　　他打断我的思考，说：“人们对乞丐都很反感，但我相信你并没有反感我，这点我看的出来。这就是我与其他乞丐的不同之处。”

　　我点头默认，确实不反感，要不我怎么同一个乞丐攀谈起来。

　　“我懂得swo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对于我的竞争对手，我的优势是我不令人反感。机会和威胁都是外在因素，无非是深圳人口多和深圳将要市容整改等。”

　　“我做过精确的计算。这里每天人流上万，穷人多，有钱人更多。理论上讲，我若是每天向每人讨1块钱，那我每月就能挣30万。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给，而且每天也讨不了这么多人。

　　所以，我得分析，哪些是目标客户，哪些是潜在客户。”他润润嗓子继续说，“在华强北区域，我的目标客户是总人流量的3成，成功几率70%。潜在客户占2成，成功几率50%;剩下5成，我选择放弃，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他们身上碰运气。”

　　“那你是怎样定义你的客户呢?”我追问。

　　“首先，目标客户。就像你这样的年轻先生，有经济基础，出手大方。另外还有那些情侣也属于我的目标客户，他们为了在异性面前不丢面子也会大方施舍。其次，我把独自一人的漂亮女孩看作潜在客户，因为她们害怕纠缠，所以多数会花钱免灾。这两类群体，年龄都控制在20~30岁。年龄太小，没什么经济基础;年龄太大，可能已结婚，财政大权掌握在老婆手中。这类人，根本没戏，恨不得反过来找我要钱。”

　　“那你每天能讨多少钱。”我继续问。

　　“周一到周五，生意差点，两百块左右吧。周末，甚至可以讨到四、五百。”

　　“这么多?”见我有些怀疑，他给我算了一笔帐。“和你们一样，我也是每天工作8小时，上午11点到晚上7点，周末正常上班。我每乞讨1次的时间大概为5秒钟，扣除来回走动和搜索目标的时间，大概1分钟乞讨1次得1块钱，8个小时就是480块，再乘以成功几率60%[(70%+50%)÷2]，得到将近300块。”

　　“千万不能黏着客户满街跑。如果乞讨不成，我决不死缠滥打。因为他若肯给钱的话早就给了，所以就算腆着脸纠缠，成功的机会还是很小。不能将有限的时间浪费在无施舍欲望的客户身上，不如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强!这个乞丐听上去真不可貌相，倒像是一位资深的市场营销总监。

　　“你接着说。”我更感兴趣了，看来今天能学到新的东西了。

　　“有人说做乞丐是靠运气吃饭，我不以然。

　　给你举个例子，女人世界门口，一个帅气的男生，一个漂亮的女孩，你选哪一个乞讨?”我想了想，说不知道。

　　“你应该去男的那儿。身边就是美女，他不好意思不给。但你要去了女的那边，她大可假装害怕你远远地躲开。”

　　“再给你举个例子。那天cocopark门口，一个年轻女孩，拿着一个购物袋，刚买完东西;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吃着冰淇淋;第三个是衣着考究的年轻男子，拿着笔记本包。我看一个人只要3秒钟，我毫不犹豫地走到女孩面前乞讨。女孩在袋子里掏出两个硬币扔给我，并奇怪我为什么只找她乞讨。我回答说，那对情侣，在吃东西，不方便掏钱;那个男的是高级白领，身上可能没有零钱;你刚从超市买东西出来，身上肯定有零钱。”

　　有道理!我越听越有意思。

　　“所以我说，知识决定一切!”我听十几个总裁讲过这句话，第一次听乞丐也这么说。

　　“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乞讨。天天躺在天桥上，怎么能讨到钱?走天桥的都是行色匆匆的路人，谁没事走天桥玩，爬上爬下的多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学习知识可以把一个人变得很聪明，聪明的人不断学习知识就可以变成人才。21世纪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才。”

　　“有一次，一人给我50块钱，让我替他在楼下喊‘安红，我想你’，喊100声。我一合计，喊一声得花5秒钟，跟我乞讨一次花费的时间相当，所得的酬劳才5毛钱，于是我拒绝了他。”

　　“在深圳，一般一个乞丐每月能讨个千儿八百。运气好时的大概两千多点。全深圳十万个乞丐，大概只有十个乞丐，每月能讨到一万以上。我就是这万里挑一中的一个。而且很稳定，基本不会有很大的波动。”

　　太强了!我越发佩服这个乞丐了。

　　“我常说我是一个快乐的乞丐。其他乞丐说是因为我讨的钱多，所以快乐。我对他们说，你们正好错了。正是因为我有快乐、积极的心态，所以讨的钱多。”说的多好啊!

　　“乞讨就是我的工作，要懂得体味工作带来的乐趣。雨天人流稀少的时候，其他乞丐都在抱怨或者睡觉。千万不要这样，用心感受一下这坐城市的美。晚上下班后带着老婆孩子逛街玩耍看夜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也不枉此生了。若是碰到同行，有时也会扔个硬币，看着他们高兴的道谢走开，就仿佛看见自己的身影。”

　　“你还有老婆孩子?”我不禁大声赞叹，引来路人侧目。

　　“我老婆在家做全职太太，孩子念小学。我在福田区按揭了一套房，十年分期，还差六年就还清了。我要努力挣钱，供我儿子读大学念市场营销专业，然后子承父业当一个比我更出色的乞丐。”

　　“我5年前在一家跨国大公司做市场策划，2年前升为营销经理，月薪5千。那时按揭了一台1万多的笔记本，每个月还款2千，要死要活的。后来我想这样永远也出不了头，就辞职不干了，下海来做乞丐，做一个高素质的乞丐。”

　　听完，我激动地说：“你有没有兴趣收我做徒弟……

ZT: 习近平曾庆红之间 最后一场恶战开始

习近平曾庆红之间 最后一场恶战开始
2015-04-04 22:18:30 
 美国之音3月下旬，国安高官马建系商人郭文贵出面〝反击〞，吸引了中文世界众多眼球，但看来并未成功阻击习王打击国安系后台的步伐。从整个战况分析，这是习近平破除胡锦涛〝王权虚置〞之局的最后一场恶战。

习王反腐未改方向

　　有些报导如《三宗罪！周永康被天津检方提起公诉》开头，让人产生从原来公布的六宗罪甚至七宗罪（加上〝非组织政治活动〞）减少至三宗罪的错觉，以为会轻判。我仔细将4月2日与2014年12月5日这两条新华社消息对比，发现列举罪状的文字基本一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社会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洩露国家秘密，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洩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省略的只是〝周永康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保密纪律、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等文字。

　　应该说罪项并未减少，因为违纪本非刑罪，权色交易与钱色交易可纳入〝滥用职权罪〞，原来的〝六宗罪〞是大家按照用分号（；）区隔的罪名数量来理解，将违纪列入刑罪了。前一向高法报告的〝非组织政治活动（反党罪）〞也是党纪，非刑罪。

　　因此，周案其实还是按原来的拟定方案继续，郭文贵的所谓〝反击〞，只是展现了郭的后台〝仍然在战斗〞的姿态，与曾的前秘书施芝鸿3月5日在两会上自主朗读稿件，批评海外媒体〝在有关部门没有喂料〞的情况下，对中纪委那篇〝庆亲王〞文章做了不负责的报导，属于同类性质，是在权力斗争中居于弱势的一方使出的虚招，有点〝我死，也决不让你好活〞的意思。

　　〝庆亲王〞老同事吴振芳〝接受组织调查〞

　　在宣布周案以三罪起诉前一天，即4月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吴振芳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吴振芳于2013年4月退休，已属于〝不挡道〞的一类，何以在这个时间选这个人〝接受组织调查〞？

　　吴的简历也许可以解惑。吴振芳出生于1952年， 1971年进入石油行业，在辽河油田工作。1980年至1993年，吴从担任中海油南海西部工程公司经理开始，迁任管理层各种职务，直至 2004年被任命为中海油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期间一直都在中海油工作。直至2013年4月3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发人事任免通告，宣布其时61岁的吴振芳不再担任中海油总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职务。按吴在免职前几天发表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情感——我在中国海洋石油的33年》一文自述，吴是退休。

　　曾庆红与吴振芳有同事之谊：1981年曾庆红任国家能委办公厅副处长，1983年至1984年任中海油总公司联络部副经理，石油部外事局副局长，南黄海石油公司党委书记。曾调任上海政府任职后，仕途节节上升，旧交自然都乐于与其维持关系。由于曾庆红出身石油系统，其儿子曾伟据称〝长期掌握石油、能源、化工行业，是有名的石油大亨，并且涉足房地产领域〞。应该说，曾伟在石油系统内很可能得到吴振芳的关照，吴在此时〝接受组织调查〞，估计调查内容与曾家有关。

　　自保兼集权：破除胡锦涛〝王权虚置〞模式

　　习曾矛盾，海外解释多认为是曾庆红这位昔日的〝立王者〞与王之战，这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小半，因为习近平并非依靠曾庆红力扶上位。从其上位过程来说，台面上，习经过了中共组织部门提拔官员的各道门槛，从县、市、省、一道道升上来；台面下，习被江胡两代高层主要人物接受的原因，其一是他既非胡的人，也非江的人，无门无派；其二是习的〝红二代〞身份，符合京城政治隐形势力即红色权贵家族〝自家子弟〞当家的共同期望。与薄熙来相比较，薄精明外露、咄咄逼人，习登位之前的作风平和、内敛自持。在江、曾等人眼中，习更易于受控制。这也是在传说中胡在第二任期之初，让省部级官员中推选继位者时，习近平被同级官员们推举的原因。

　　因此，江曾不能说是〝立王者〞，只能说，他们在当时与胡、温等人就接班人达成共识时表示同意，并未反对；薄后来的唱红打黑、重庆模式，实际上是在储位已定之后想改变中央决定。外界虽然不清楚江、曾二人对薄的态度（未见二人公开支持薄），但在薄出事后，那时再力挺薄也是势所不能，支持胡温习倒薄，应该是时势逼迫之下的选择。

　　有人认为，胡锦涛时期的中共不是独裁体制，这看法完全错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权力集中于一人或一个小集团之手，都是独裁政体。集中于一人之手是个人独裁，集中于小集团之手是寡头独裁。因此，胡锦涛时期是寡头独裁，政治、军事、文化等最高权力分散于各系统的负责人手中。这种模式是江曾等前朝故老所喜欢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便于他们继续施加影响力，维持自己的隐形政治权力，并维持本家族及利益从属者的既得利益格局。

　　习与江曾矛盾的起始时间，估计始于薄案之后。习近平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三职于一身，似乎权倾一时。但他履职之后，发现自己两手空空，政法是周的地盘；军中郭徐势大，将校全系二人提拔；国安系统马建等人当家，处处掣肘，还与周永康合作。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胡锦涛的王权虚置模式，当个傀儡；二是奋起一博，做个名至实归的最高领导人。习不是那种甘心受制于人的人，因此开始以反腐为利器清除各大系统的〝王者〞，即他说的〝团团伙伙〞。当然，习还有一个非常充足的理由：中国政治系统的腐败已到了非治不可、不治就得亡党的严重程度。

　　如今各系统的〝王者〞均已落败：周永康案将开审，郭伯雄接受审查，徐才厚身死名裂，令计划进了监狱，马建不仅系狱，其利益链条上的人马均从昔日的强势围猎者变成了被围猎者。有人认为，郭文贵日前接受《香港商报》等媒体采访，让这场权争鹿死谁手前景变得不明朗。但从郭的滚地式战法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其实是郭的后台手里并没握有让自己免于覆亡的好牌。

　　中共是独裁政体，毛泽东是个人独裁，邓小平的集体领导与江泽民时期都是寡头独裁，但邓有决断之权，江泽民号称〝领导集体的核心〞，仍然王权在握。到了胡锦涛时期才形成幕后有江曾等干预政事，台上是〝九龙治水〞，最高领导人王权虚置。近两年习近平将散落在各系统的〝王者〞手中之权〝收归上有〞，这是权力演化的逻辑，古今中外，就算是真正的〝立王者〞，在自身与其所立之王之间，最后也大都以悲剧收场。因为立王者从来都不会主动放弃对王的控制，王要么接受这种傀儡局面，要么在力量够大时结束这种局面。这种结束，当然不会诉诸和平手段。

　　应该说，习曾之间的战斗，已经进入收官阶段。结果是清楚的，不清楚的是失败一方将以什么姿态谢幕。（何清涟）

ZT: 陈维健：习近平视“朋友圈”如虎与人民为敌

陈维健：习近平视“朋友圈”如虎与人民为敌
博讯北京时间2015年4月03日

 陈维健更多文章请看陈维健专栏
    最近；“瞭望新闻”周刊出文，习总认定四类群体为执政阻力，其中一类群体为“朋友圏”。文章对朋友圈的作了种种评述，其概述如下：“不同“类”、不同“身份”之间，利益未必交集，联系未必紧密，但即使利益不相干，联系松散，往往也能产生瞬时聚合效应。而串联这些无交集“利益”的红 线，常是借助炒作某一事件某一个案而引发社会关注，利用网络、朋友圈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孤立事件甚至是假新闻也可能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冲击 改革方案施行。”
在现代社会，网络时代，人手一只手机，在社交媒体被广泛使用情况下，以不同的身份及兴趣爱好建立“朋友圏”，以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交往便利，把人类信息生活，感情生活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之一。没有想到这个以“改革”著称的习近平，竟然能把这种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视作其改革的阻力，当作洪水猛兽。
    
    文章也认定“朋友圈”为民意集团，本来习近平可以通过“朋友圈”这样的社交平台，了解社会与民众的生活，了解民意为其制定政策提供可供使用的资讯，这要比通过传统的媒体系统、公安、国安系统所了解到的信息更为便利，更为可靠、直接、及时。但其不但不顺应历史的变化，顺势而为，还将其打成执政的逆反势力，欲去除而后快。
    习近平执政以来，皆以改革者自居，但一个改革者又如何会对这种以现代传媒为平台的群体生活，与民众舆情感到害怕，并将他们反视改革的阻力。这里就大有文章了。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习这个改革者对现代人的信息生活是非常仇视的，因为这种生活粉碎专制独裁者的愚民政策，人们在分享信息过程中也分享了思想的交流，使得愚民政策变得非常的不易，愚民政策只有在一个封闭，集约式的环境中才能生存。文章所说“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那么为何一呼百应组成民意集团就会成为改革的阻力，而不是改革的动力呢。
    
    文章说：“改革，一定会遭遇梗阻的，否则就不叫改革”。不错，改革是一定会受到梗阻，但梗阻来自何方。它必然来自反动的利益权贵集团，而不是被损害的人民大众。“改革”的基础应该是民意，是顺应民意而不是相反，如果说改革没有顺应民意，种种措施，种种政策，不但没有给民众带来好处，而是给民众带来损害，根本上与民众的愿望相违背的，这算哪一门子改革？这样的改革只能是冠以“逆反”。那么这样一种改革势必会受到阻力，必然步履艰难。如果习近平的改革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必然受到大众的拥护，在网络上通过“朋友圈”结成的民意集团，就会成为改革最大的力量，改革即使有阻力，在强大的民意之下，那些出来从中作梗的人必成过街老鼠，改革也必是秋风扫落叶般的顺畅。
    
    习近平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独裁者，以往的独裁者总是通过民意，操纵民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希特勒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象习近平这样公然与民意对抗，处处与民意作对，甚至在打贪反腐上也不许民众置啄，把民意说成是：“三教九流”“失落情绪”“无厘头宣泄”，这样的愚蠢还难得一见。现代传媒技术要完全控制信息已经成为不可能，“朋友圈”以其巨量的信息，与瞬间遍及的功能，成为不可抵挡舆论力量，习近平控制舆论最后的下场是被舆论所淹没。
    
    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朋友圈”，人人都成了习“改革”的阻力。习近平与民为敌已经暴露得如此赤骨，那些为习作说辞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到此还不能猛醒吗。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