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從兩件事看習近平的人品

從兩件事看習近平的人品

時間：2013-12-04 22:19

《匯報》記者 柯宇倩 高伐林整理

中 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到底傾左還是傾右？自2007年他被確認為接班人以來就被猜測不斷。中國研究院2013年10月28日於紐約舉行第四次研討 會，前《中國改革》雜誌社社長李偉東、前《經濟學周報》副總編高瑜、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復等十多位學者與會，一同探討習近平的思想路線與根源。

以下為根據錄音整理的研討會發言。

白色恐怖超過以往

姚監復：非常感謝舉辦這樣一次研討會。有這麼多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人，使我們感覺到中國民主化會有希望。

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人告訴我說，那是個經濟改革文件，沒有政治改革的具體內容，但提到“政治體制改革”，幾乎完全是空話，所以對三中全會不要抱大希望，與歷史上有大的改革措施政策出台的三中全會完全不同。

對習近平，2012年我在張博樹他們籌備舉行的胡趙精神研討會和布達佩斯的一個研討會上說過，習近平絕對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他面臨中國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必須做幾件實事，進行必要和可能的改革，但絕對不會為“六四”平反。回去後，領導給我唸了一份中紀委關於姚監復在國外談話的通報，把這一句放進去了，我說這些話有什麼錯？難道你們認爲“習近平是戈爾巴喬夫”，“習近平能給六四平反”？領導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政治家，一種理論家，理論家是研究是非黑白對錯的，政治家是講權力的，中紀委不讓你講，你就不能講，你講了，就是錯。

這是1999年我到別的地方參加會議以來，回去後第一次中紀委給我來的單獨的通報，所以我感覺形勢比原來更嚴峻。


姚監復

習近平不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從2011年就可以判斷，他管黨的工作，管黨史，《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裡面肯定三大改造，認為社會主義改造是正確的，“反右派”是必要的、正確的，大躍進就死了一千萬人——只說了一年的數字，“文化大革命”的科技、國防、農業是發展的，《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21～2011）》，肯定“六四”是反革命暴亂。所以從2011年習近平領導下寫出的兩個材料，可以判斷他對前30年完全肯定，對“六四”鎮壓完全肯定，所以對他不抱幻想。

從他的性格來說，可談兩件事。第一是他對高揚的態度，他當河北正定縣委書記時，習仲勛要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培養一下習近平，具體可能是要安排習近平進省委常委，結果高揚在省委會議上唸了習仲勛的指示，說：我認為不合乎黨的政策，因此我不準備這樣辦。所以習近平在河北始終沒能提到更高位置，才被上面調到福建厦門。他臨走時說，高書記，我要調走了，給你匯報一下。高揚說，你是中央管的幹部，用不著給我匯報，你走吧。高揚最後去世的時候，作爲前任中央黨校校長，當時正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習近平，連花圈都沒送。

第二件事，他為什麼能上到高位？李銳起了很大作用。可能是習仲勛找胡耀邦，胡耀邦又找了中組部副部長李銳、福建省委書記項南，把他從縣委書記直接空降到廈門當副市長，代替胡耀邦那個在厦門不安心工作的兒媳婦。是李銳當時直接到正定縣考察，繞過省委高揚，回來後說這個人不錯，就提拔他到厦門了。今年李銳寫了封信，說蔣彥永準備到台灣參加蔣彥士夫人、也就是他表嫂的95歲誕辰，李銳在信上擔保說：我可以保證蔣彥永這個人政治上是可靠的，可以讓他去。結果習近平的回答是：中組部以後不要再給我送李銳的信。以往李銳給江澤民和胡錦濤寫信，他們總還可以收到，但是不聽他的；現在是連收信渠道都堵死了。

我在電話中跟鮑樸商量過，是否值得把我寫“六四”的文章出一本書？鮑樸說這有意思；有人建議我，如果他出不了，可以找德國民陣秘書長潘永忠。我們就在電話裡這樣說了一、兩次，結果領導找我，說上面已經知道了，你是不是準備把“六四”的文章出書？不准出。我說我並沒有落實。他問，是不是有潘永忠這個人？我說有。他說你是不是要找他出？他是敵對分子。——我只不過打了個電話，就有人把它變成了一件事，然後給我警告。這種白色恐怖狀態超過以往。

中國可能走向國家社會主義

未來中國，我們如何展望？有一次有人說，我們可能要面臨20年政治黑暗的時期——是啊，如果習近平搞10年，他再物色一個跟他思路一樣的接班人，又幹10年，這20年肯定都相當專制黑暗。王軍濤不信，說會有20年政治黑暗嗎？兩年吧。但我覺得黑暗時間會長一點，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經濟發展，發展了就可以剝削農民來維持統治。例如，在寧波徵收農民一畝土地，給農民一萬塊，賣給開發商就得50萬，政府和開發商一畝地淨賺49萬。如果一億畝，就是49萬億，這是一個多大的資源！以前社科院社會學所做調查，農民工一年是一萬塊工資，產出的GDP是2萬5，相差1萬5是什麼？我問中央黨校教授，這1萬5是不是剩餘勞動？他說是；我問，這是不是剩餘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他說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剩餘價值，所以這是不叫作剩餘價值的剩餘勞動創造的價值。一個人一年1萬5，兩億人就是三萬億，這就是廉價出口農產品、工業產品的基本來源！這兩個條件，可能使要衰弱下去的中國經濟還能垂而不死，所以我們争取民主憲政與專制黑暗的鬥爭，應該看到這種長期性、複雜性 ，我們自己要有韌性，做充分的準備；但我們也要做一個可能有偶然事件爆發的準備——有個美國教授說，共產黨30年後垮台我不奇怪，明天共產黨垮台我也不奇怪。

另一個需要考慮的，是共產黨之後會怎樣。我問一個教授，該研究什麼，他說該研究“共後”，就是“共產黨以後”。一個物理現象若必然發生，就沒必要研究了，應該研究這個物理現象發生後，將會發生什麼物理現象。“共後”如何？最悲觀的估計，是軍閥混戰，有人担心混戰到最危險時，可能各軍閥之間使用化學戰、生物戰，就像敘利亞；甚至也可能中國人第一次用原子彈打中國人自己。“共後”有可能民主轉型，跟蘇聯變成俄羅斯一樣，但也可能出現一個很悲慘的局面。

現在還有個现象，大陸知識份子和民眾的恐懼感下降了，覺得你要抓我就來抓吧。就像我 ，領導對我說，你去美國探親，我人道主義批准；你要開會，你回來我就要給你處分。儘管他這樣說，我還是來開會了。

左中右都反對現在執政者的政策，也是一个新现象，包括最近去世的鄭天翔。我曾跟謝靜宜的兒子聯繫，他找左派的鄭天翔，我找杜潤生，他們兩人見面，談得非常投機，兩人批評的現象都是一樣的，就像玻璃杯裡的茶葉，左邊看也看得清，右邊看也看得清。鄭天翔公開在黨代會上反對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說不應該寫進黨章。他們的分歧就是對未來出路有不同的看法：兩人診斷中國社會的症狀一致，但開出的藥方不一樣。左中右都反對現在執政者的一些政策，這在歷朝歷代是十分罕見的。

有一次我去醫院遇到一個人，我說你這麼年輕也來看病輸液幹什麼，他說太累，真累！我說那你閣下不是安全部的就是中宣部的。他說你還真說對了，我就是中宣部的。（衆笑）我說你們寫那些文章都是自己找麻煩嘛，《為什麼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現在明明就是資本主義促進中國發展嘛。我給他舉數字，他說你不要講了，手指指天花板：中央哪個領導不知道這個情況？明明幹的就是資本主義，還要反對資本主義。我說，這樣寫的文章就沒人看了；他說你說得不對，至少會有兩個人看，一個是寫文章的人，一個是要他寫文章的人！（衆笑）他們也知道，他們的文章沒人看。

今年還有一個考核習近平的指標，就是12月26號紀念毛澤東120週年誕辰，是在什麼地方紀念？規格是什麼？習近平講不講話？怎麼講？本來說毛主席語錄都重新編好了，現在據說又不出了。

有一本書，叫《雄主與拓展》，是東方毅寫的，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中央軍委一些人支持他，核工業部長蔣心雄也寫了跋。他們的觀點是，中美必有一戰，必須有一個“雄主”——大英雄，把成吉思汗到毛澤東的英雄氣派都繼承下來。中國一定要拓展，應該放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這個就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宣傳者。

習近平和軍隊的某些觀點，反映出中國很可能就像李偉東說的，會走向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再走下去，就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現在中國和日本，各方都在宣傳民族主義，保住政權、撈住民意，這方面應該注意。

我們在北京搞了一個午餐聚會，四年來，每個月的最後一個禮拜天都有些老同志到一塊兒來聊一聊。8月在萬聖書屋開時，老闆說分局打電話來，叫你們不要談敏感字眼；9月在鐵道部旁邊一個茶館開，大家走到了門口，老闆說公安局不准你們來這裡。查建國說，他所在分局的國保對他說，這是“右派的論壇”，你不要參加——他們管得很緊。但是這些人如今還在午餐聚會。上面的意思也很奇怪，6月不准高瑜跟我去香港開會——高瑜連行李都托運了，以為沒什麽阻礙了，上飛機的最後一關把她擋住了。但10月又讓我們三個來北美。所以上面是否有些猶豫？鬆鬆緊緊，不清楚。

十八大提出的“四化”同步，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這似乎是大躍進的後遺症，2020年要實現“四化”。農業現代化能實現嗎？我們現在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美國的1％。届時能實現城鎮化嗎？現在已經有大躍進的架勢了。另外，宣傳改革開放的成就過頭了，例如“包產到戶”，有什麼值得大肆宣揚的？從大地理、大歷史來看，世界各國哪個國家不是“包產到戶”？中國土改前後都是包產到戶，怎麼是改革開放鄧小平搞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創造？我們對改革開放的成就，看得太高了！秦暉就曾認為，我們並不是改得比前人、比蘇聯更好，而是原本就比他們更糟，等於從更差的基礎上往上走，好一點了。

總的來說，我對未來基本上是比較悲觀的，但我們又要抱謹慎、善良的希望，不能完全絕望。（《匯報》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