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19 April 2016

ZT: 中国有3万亿美元信贷泡沫 迟早要破

中国有3万亿美元信贷泡沫 迟早要破

上周,对全球市场来说又是一个跌宕起伏的一周,日本日经股票指数上升6.5%。随着欧洲STOXX 600 指数上升8.1%,意大利银行股票指数大涨10%。同时,随着西班牙股市上涨5.0%,意大利股市上涨4.3%,德国DAX股票指数也随之上涨4.5%。香港恒生金融股指数上涨5.9%。新兴市场继续反弹。美国银行股暴涨7.0%。为此,彭博社周五晚间推出一则头条新闻:“银行股狂躁难耐的一周,标普500指数被推至四个月以来新高”。
  回顾2008年,美国金融类股票在很短时间内单次上涨10%。眼前这一幕让人想起2008年曾经的市场动态,当时全球债券市场并未买入过多股票市场的投资“风险”。目前,日本十年期国债(JGB)收益率下跌3个基点(至-13基点),德国国债收益率上涨4个基点(至+13基点),尽管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4个基点,但也只能将上周的跌幅减少三分之二。欧元区利差只出现轻微变化。

那些采取政策性空头轧平的做法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这次也不例外。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多年来央行实施的通货膨胀和市场干预行为已经培育出了一个巨大无边的“全球性的投机金融资金池”。来自这里太多的“资金”追逐市场有限的现实机会,造成资本市场出现一种不稳定的动态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一种叫做“拥挤交易”的现象。这种现象造成市场上活跃的经理人与指数间博弈过程变得极端困难。而且随着“资金”不断的被吸引去对一些主要指数进行消极押注,市场的功能性失调趋势就会逐步显现,而追逐业绩表现的做法将会在投资者心里根深蒂固(完全脱离市场基本面)。所以当市场出现走高的苗头时,无法控制的资金力量将会把所有一切都拉进去。
  目前美国提供的数据可以把中国宏大的信贷繁荣现象,放在一个更加清晰明了的视角下观察。当我们谈及信用泡沫时,就要在泡沫破裂和繁荣高潮之间划一条非常清楚的界线。在2016年伊始的几周时间里,我们没有在中国看到信贷泡沫的破裂,反而目睹了一季度信贷历史性的扩张。上周五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社会融资总额猛增至3600亿美元(由银行贷款数量急增造成)。这一数据稍低于1月份令人难以置信的5200亿美元,由此也推动中国Q1信贷总额增长至1万亿美元以上(历史最高)。
  不久前,中国政府已经将目光转向遏制信贷增长过快的蔓延趋势。目前这种趋势处于明显逆转的过程,一季度信贷扩张接近20%,这一数据与官方13%的目标,以及GDP总量保持在5-7%的目标相比比较接近要求。在国内目前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中国货币稳定预后判断是什么?这是一个未知领域。
  面对充满混乱并且“资金”出逃的中国市场,理性的分析师可能早在1月份就预测到中国2016年信贷规模将放缓,总额接近1.5万亿美元。然而从现在的趋势来看,未来信贷总额有可能会翻倍。当一个人静下来思考2016年的市场背景时,如果考虑到中国是全球信贷市场的边际资金来源的话,对他是有好处的。目前,对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最直接利好消息是,中国政府的经济计划对全国的贷款和投资数量仍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持续性的利好消息是,对全球债券市场而言,中国这种历史性的由国家主导信贷和经济管理的试验性做法是危险的。对中国来说——同样也对全球市场和经济来说,最大的坏消息是,在目前信贷周期的较晚阶段,3.0万亿美元的不良信用贷款,必将会产生更加不稳定的泡沫破裂。
  这种局势必定吸引那些“永恒赚钱机器”的信徒们再次陶醉于用蛮力赚钱的遐想。然而,随着最新一轮通货膨胀政策的实施,与此相关的成本也出现剧增。仅仅在数月前,中国已经决定要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而美国也在准备引导全球市场走向政策规范化。今天来看,全球其他各国政府也陷在零利率或负利率,以及持续的量化宽松、货币超发的泥潭。那些临时,短期的各种政策,让人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其实是一种在走投无路困境中做出的“孤注一掷”。
  为了扭转一个正在迅速强大的去风险/去杠杆化动态趋势,各国央行行长不得不向市场喊话,他们手头仍然持有无限的弹药去控制风险。利率将会进一步下跌,量化宽松政策将会按需要继续扩大。特别要强调的是,如果有需要,各大央行仍然会用“直升机撒钱”,随时可开动机器印“钱”,并且可以直接散发到普通消费者手里。插上翅膀快逃吧,这次他们孤注一掷的做法有点玩大了。
  4月12日——路透社报道:“由于欧盟中央银行实施创纪录的低利率政策,对德国银行和退休群体造成一些“非常特别的问题”, 这将会威胁到选民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率,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告诉路透社……来自以总理默克尔为首的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们,也包括财长本人,都抱怨欧盟央行制定的超低利率已经使财政储蓄方面出现“大窟窿”,进一步造成退休计划延迟,储蓄收益率下降问题。朔伊布勒认为这有可能会使欧洲怀疑主义论在德国兴起,上个月德国各州选举中,很多选民就涌向了右翼阵线。“毫无疑问,低利率政策已经在德国引发了非常特殊的问题,特别是在银行和财政领域……也对退休申请造成影响”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经常指出,低利率政策只能强化居民们对欧洲一体化的不情愿感”……他进一步表示,受上个月欧盟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所说的“直升机撒钱”(直接给居民发钱)的想法影响,如果欧盟央行仍然浑浑噩噩,空话连篇,那么在德国这个一贯节俭的国家将会出现一场抗议风暴。
  4月10日——路透社报道:“来自德国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们对欧盟央行采取的利率政策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普通德国人的退休规定,而且会产生资产泡沫,甚至促进右翼势力的发展壮大。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将最近右翼势力在德国地方选举中的获胜,部分归咎于欧盟央行的政策。你可以看到,受这一政策的影响,有四分之一的选民弃投朔伊布勒所在的保守阵营……报纸引述朔伊布勒曾告诉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的说法:我们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你设计的货币政策,为德国新成立的右翼政党的成功,做出了50%的贡献”。
  4月14日——CNBC报道,“黑石集团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说……目前全球普遍存在的负利率或低利率正在碾碎普通储蓄者。这些政策正在演变为‘最大的全球性风险’……芬克呼吁全球各国领导人介入这一问题,并拿出相应的财政改革措施来弥补货币政策。他说,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有些过度依赖各个央行。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治疗的办法。我不赞成把六,七年的时间看做短期……我也看不到它能够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的客户中有超过70%的人数有自己的退休计划和保险计划。现在他们正处于痛苦之中……因为债券市场如此低的收益,使他们开始担心如何承担自己的债务。
  4月14日——彭博社报道:“日本国内最大银行三菱UFJ金融集团社长平野信行长平野信行近日对日本央行采取的政策发出罕见批评。他表示,央行采取的负利率政策造成日本普通家庭和企业的焦虑感,同时该政策的延长实施会造成金融机构出现脆弱。无论普通家庭还是企业,都开始怀疑这一政策对解决目前的经济问题的有效性。平野信行进一步说,负利率将会鼓励企业增加资本支出的说法,没有任何‘保证’,因为借贷成本和通货膨胀已经在市场存活了十年”。
  无论是身处在德国还是日本的银行家,退休金基金经理,甚至那些普通民众,政策重回正轨还需要一个令人沮丧的漫长等待期。希望越大,失望也会越大,全世界都耐心的接受了这个偏袒而且有失公正的复苏政策。但是什么是正常性和永恒性的特殊而又短暂的变体:异乎寻常的财富再分配。
  全球货币政策的变化过程加深了公信力的缺乏,耐心已经被消磨殆尽,沮丧和愤怒的情绪已经接近沸点。确实,全球市场已经获得契机,但是我还是认为,各个央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为全球市场经济泡沫化推波助澜。这又让我回想起2008年的感受,提前给市场服药,也许它会有所好转。

ZT: 绝对不能说  中国最大过剩产能在这里

绝对不能说  中国最大过剩产能在这里

2016-04-18

4月15日,人社部、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民政部、国资委、全国总工会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对多渠道分流安置职工作出安排。政策实施期限暂定为2016年至2020年。据人社部初步统计,化解过剩产能需分流职工,煤炭系统涉及约130万人,钢铁系统涉及约50万人。
  这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措施之一。
  但我认为,中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表面上看是在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但追寻下去才能找到根源。钢铁、煤炭、水泥的过剩,根源是房地产,是过度房地产拉动了这些行业。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就是去房地产。但为什么房地产总是去不掉,刚去产能、去库存,各地政府又大搞房地产了?
  因为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和源泉,没了房地产,地方政府工资都发不出来。
  以经济崩溃的东北铁岭为例。几年前就有人作了一个对比。
  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三分之一,GDP是东京的0.9%、纽约的0.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这是市级领导。按人口算,铁岭市级官员是纽约的41倍,按GDP算,铁岭官员是纽约的1000多倍。而中国的官员是很贵的,一个市长仅公务消费一年会有100多万,而美国的市长有的可能不领工资,更没有什么三公消费。
  市长、议长是一定要有的。正处、副处、正科、副科,中国的一个市级机关会有几千人,而纽约、东京的这类官员也就是两三百人。
  具体对比:西方国家是没有乡镇这个管理层级的。也就是说,乡镇没有政府机构。中国大陆有乡级单位44821个,一个乡以100个吃财政饭的官员计算,共计4482100人。有的人统计,中国的乡镇虼财政饭已经超过200人。那么就要再增加一倍。就是900万人。
  西方国家县级机构很小,是一个立法委员办公室,大概会有十几个人。没有其他部门。中国县级机构是五大班子,各个部门齐全,中央国务院有什么部门,县里就对应成立什么部门。副县级以上干部就超过20人,总人数会超过1500人。中国县级单位共2861个,每个县级单位的部门官员不会少于1500人,总计4290500人。这是编制人员。中国一个大县财政养的人会超过3万人,小县要15000人,如果按平均2万人计算,仅县级财政养的人就是5722万人。
  西方国家省、州、市,有行政首长,也就是省长、州长、市长,是选出来的。市、州也只有几个专业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人数不会超过百人。而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就差不多百十人。一个市的官员差不多会有3000人。省会有部门,但人数都较少,一个一般办公楼,把联邦派驻机构和省的机构以及当地市的机构全部装下。以办公楼来比较,中国的省市机构都会超过上百倍。
  有人说中国官员数量超过美国500倍,应该是差不多的。
  官员消费占GDP比重的3分之1以上。以2012年为例,中国GDP超过40万亿,税收突破10万亿,另外政府的各种收费超过3万亿,仅土地费就超过3万亿,其他如高速公路收费、计划生育罚款,都是政府的重要收费项目,即使是税费13万亿,也占到GDP3分之1。这些钱基本上都是被官员们消费了。有人会说,我们还搞了一些建设投资,也花了不少钱。要算进这些去,他们花的就更多。因为所谓投资基本上都是举债借钱,地方债少说已经40多万亿。
  中国财政到底养了多少吃皇粮的?
  “财政部在2012年出版的最新的《2009年地方财政统计资料》中披露的数据显示,到2009年年底,全国不包括中央的地方财政供养人口为5392.6万人。这些都是有公务员编制或者事业单位编制的体制内人员。除此之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准财政供养人员,包括现有60余万个村委会以及8万余个居委会——两者总人数约为275万人。加上这部分准财政供养人口,到2009年年底,中国财政实际供养人数超过5700万人……到2012年,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已超过6000万!”
  这个数据不包括中央财政养的人。也就是中央机关的不在里面,军队不在里面。其实中国的官员体制延伸的,比如财政之外还有大量的临时工人员,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有众多官员,这些人不是财政养,但也都要靠老百姓来养。另外还有大量自收自支单位人员,比如城管、高速公路收费人员等,不在财政列支范围之内,他们要去罚款创收,创收的钱一部份交财政,一部分发工资。如果把这些人都算进来,中国的官员可能要过亿了,8000万只多不少。
  就按6000万吃皇粮的计算,如果按中国13.5亿人口计算,有人推算出中国的官民比例是1:21。这种算法是不准确的。因为一个官员平均有三口之家,这三口之家,应该是1.8亿,都是人民养的,就是1:6。另一个算法,是13亿人有3分之1劳动力,就是4亿多劳动力,其中6000万是官员,还有3.6亿是劳动者,官民比例正好也是1:6。而一个官员的花费肯定超过2个普通人,实际的比例可能就是1:3。
  不算不知道,不算吓一跳。但是,这是中国绝对不能说的事情和真相,中国的过剩产能和库存就在这里。
  只是让钢铁、煤炭工人下岗没用。只要这么多官员还在,就要弄钱来养,别的地方弄不来这么多钱,就还要卖地搞房地产。或者干脆印钞票。
  中国经济就是这么被玩完的。
  结束这个恶性循环,只有一个办法,精简机构和官员!这才是真正的去过剩产能和库存。(作者:徐明天)

Monday, 18 April 2016

ZT: 专家:习近平忙集权,经济改革无望

专家:习近平忙集权,经济改革无望

2016-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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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习近平忙集权,经济改革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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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纪念品商店出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头像的磁盘。(2016年1月17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纪念品商店出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左)与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头像的磁盘。

美国经济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忙于建构集权,经济改革议题失宠,将导致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放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把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下调到3.2%。专家指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放缓是导致全球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
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说:“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下滑的部分原因是金融危机,加上发达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和韩国等重要新兴经济人口老龄化。”
鲁比尼说,除此之外,中国等新兴经济市场民众对经济缺乏信心,存款大于消费,也使得经济增长失去动力。
专家指出,中国急需经济结构改革,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忙于建构集权,把经济改革推到了后排。
花旗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威廉·比特说:“中国正在进一步集权化,决策权集中的程度高于毛泽东以来的任何时期,难以想象中国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非集权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一度普遍认为,习近平和中共有办法维持高速经济增长,哪怕增幅有所收窄,也会在6%左右。不过现在外界对这个数字也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中共没有什么计划,看不出这个目标究竟是否能够维持或现实。另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一年内从近4万亿美元缩水到3.2万亿美元,急剧跌幅令人担忧。
《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目前急需拿出大胆又清晰的经济改革方案,可是两会上宣布的那些政策远不能满足当下的需求。会议中最引入注意的不是具体成果,而是严厉的政治气氛。文章透露,有人要求会议代表谢绝海外媒体的访问,国内媒体则遭到更严格的审查。
比特表示对2016年中国经济不乐观,担心会硬着陆。
他说:“我非常担心,在集权过程中,政府不会真正关注经济。我认为这至少会导致周期性硬着陆。”
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对巩固政权的执着凌驾于制定政策之上。他执政三年多以来,不断巩固自身地位,却没能提出解决经济滞缓的方案,以带领中国经济安然度过这个不明朗的阶段。

VOA

Sunday, 17 April 2016

ZT: 媒体预测2026多伦多房市 家庭屋达358万

媒体预测2026多伦多房市 家庭屋达358万


昨日(4月16日),加拿大《赫芬顿邮报》根据2013至2016年的楼价走势,估算10年后多伦多、温哥华等各大城市的房价。据其推算,在2026年多伦多的单家庭房屋(single-family home)将在226万至358万之间,而温哥华单家庭房屋均价则将在280万至510万之间。
这不仅对于那些10年内无力购房的人是一个坏消息,对于那些想要从公寓房更换成单家庭房屋的人来说也将是坏消息。据《赫芬顿邮报》估计,今日在多伦多售出公寓房,重新购买独立屋的差价在75万8,000左右。但是到了2026年,差价将在168玩至295万之间。
在温哥华,目前从公寓房更换为独立屋的额外支出约为87万9,000元,但是10年后差价将达到惊人的199万至400万。
多伦多的公寓房均价也会在2026年达到62万8,000元,而温哥华的公寓房均价则会在10年后上升至约80万元。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惊人,但《赫芬顿邮报》强调他们计算10年后的房价并不是为了刺激买房者为了防止房价上涨而匆忙地进入房市。他们只是希望客观地展示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房价上涨有多么疯狂。
《赫芬顿邮报》使用了两个推测价格的不同计算方法,第一是假设房价呈“线性增长”(linear growth),估计价格将按照过去3年的平均增加金额,以相同的金额上升;第二个假设是假定增长百分比,楼价每年将按照相同的百分比增长。
但是《赫芬顿邮报》也提醒称,未来房价的走势事实上很难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增速也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4月5日,地产局今天公布了3月份和第一季度的销售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3月多伦多地区的地产销售大涨16.2%,共有10,326间房屋易手;第一季度销售量大增15.8%,共有22,575间房屋易手。
多伦多416地区的独立屋均价为117万4,358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2.4%;905地区的独立屋均价为83万7,217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8.2%。
416地区半独立屋的均价达到81万7,611元,比去年同期升了12.9%;905地区的半独立屋均价为55万1,903元,比去年同期上升15.7%;
416地区的镇屋均价达到62万3,534元,比去年同期涨了13.9%;905地区镇屋均价为49万8,296元,比去年同期升了13.6%;
416地区公寓单位均价达到41万6,251元,比去年同期上涨4.3%;905地区公寓均价为33万865元,年度同比升幅为6.6%。
新屋上市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完全无法与火热的需求相比,造成市场房源相对紧张,是销售大涨的主要原因。

Thursday, 14 April 2016

ZT: 一邊砸爛官場一邊搞個人崇拜,習近平勝算幾何?

一邊砸爛官場一邊搞個人崇拜,習近平勝算幾何?

2016-04-13

大事件》特約記者 周詳

(接上期)

預言的自我實現

當今中國愈演愈烈、看似勢不可擋的個人崇拜和習所領導的所謂反腐運動的微妙關係,金德芳教授向美國之音解釋說:

“我想,習近平已經很明白地表示,誰要是不堅決支持他,就等於是跟他作對。鑒於貪污腐敗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如此普遍泛濫,任何人都可以被指控貪污腐敗。我的中國朋友說,在中國假如不貪污腐敗,就不能發財。僅僅憑刻苦努力奮發圖強根本就不夠。任何一個官員假如跟習近平意見不合,就要擔心下一步就會被清洗。因此,我想上層的人都心存恐懼,而底層的民眾不那麼恐懼,因為他們可失去的東西不多,但他們也不想出頭,怕也被抓起來。我們知道,中國的司法制度不是那麼公平,弄不好就會進監獄。那麼,他們何必不假裝認為習近平很了不起呢?”


克魯格曼表示展望中國20年後的未來是看好的,但五年內還是比較擔心的。
“就像今天習近平推出周小平這種網絡寫手,這就讓我們看得出搞這種個人崇拜,哪怕是像司馬南、孔慶東這種人都不是很勝任的。只有比(孔慶東、司馬南)這種人層次更低的人才會做這種事情。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國,你宣傳個人崇拜,一方面是對某個領袖的高度肯定,同時在相當程度上也是自我貶低。於是,稍微有點自尊的人就不會做這種事情。哪怕是對中共專制統治甚至到今天還是抱有正面看法的人,如果人格不是那麼低下的話,也會對這種個人崇拜感到很不滿。”

一邊砸爛官場一邊搞個人崇拜,習近平的勝算幾何?

《太陽報》耿炎直的評論指出,反腐反出這樣的結果,習近平、王岐山哪怕是硬著頭皮也得堅決反下去,但問題在於,留給他們二人的時間最多隻有五年。到習近平第二個任期中期,即五年以後,習尋求破紀錄連任,或者是遴選接班人問題,都會接踵而來。這時,如果反腐仍無決定性的治本成果,各種已被彈壓的勢力勢必謀求反攻倒算。如此局面形容為泰山壓頂也不為過,第五代真的能扛得住嗎?

2015年初,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在上海交大做了題為《世界經濟新格局與中國的機會和挑戰》的演講,在演講後的提問環節,他在回應中國崩潰論的提問時對中國經濟沒發生危機感到驚訝。

他說:對於中國可能會有危機的警告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一個著名的說法是我以前的老師Richard,他是一個危機的專家,他說危機發生的時間比我們想像的要長,等到危機一旦發生要比我們想像的速度更快。

“我想很多的人都認為中國將會面臨很大的經濟困難,以前人們也有過這樣的想法,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到現在沒有進行經濟模型的轉型,也沒有進入經濟困難期,我是挺驚訝的,但是一旦經濟危機要爆發會比你想像的速度快得多。

中國現任的政府很有智慧,試圖阻礙泡沫的生成,現在的危險在於要戳破泡沫又會帶來人們恐懼的事情。

我還是要指出,中國經濟需要以更多的消費拉動為主,這個轉型還需要加大力度,但是中國的經濟的確是在這幾年好過歐美。展望未來,20年後我是看好的,五年內我還是比較擔心的。”

這些擔心或者預測又會對中共和習近平有何影響?

或許正如學者溫克堅所言:隨著更多山雨欲來的跡象,沈大偉的文章恰到時機的把這種私語轉化為一個公共話題,這對正努力壓制不同聲音,構造某種社會幻覺的權力主導者來說,當然是令人尷尬的,不過更弔詭的是,體制為杜絕這種可能前景所採取的各種反制行動,恰好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的驅動力。

中國人在各種霧霾中困惑、焦慮地眺望著未來。(《新常態下,中國崩潰論趁勢搶灘》連載完,《大事件》第43期)

ZT: 在中国 谁来安抚魂飞魄散的中产阶级

在中国 谁来安抚魂飞魄散的中产阶级

2016-04-13 22:49:41  姚遥 大家

人们放弃了对终极正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之后,最后在乎的就是内心深处最简单而脆弱的正义底线,不会在态度上遭受粗暴地践踏,导致心底的戾气在失衡状态下被猛烈地释放出来。
  虽然头条新闻不停地往外蹦,可还是要记得,上海公安部门破获了1.7万罐假冒名牌奶粉的大案。不管怎么说,政府部门阻断假冒产品流入市场终归是件好事。只可惜,这样的一件好事功臣们高兴不起来。在消息发布的第一时间里,食药监总局公布假冒奶粉符合国家标准,瞬间抢走了全部的聚光灯,这么大的风头上,友谊的小船真是说翻就翻。
  为何国家食药监总局苦口婆心地要宣布“假奶粉符合国标”,他们理由很坦诚:不是为了欺骗大家,而是提醒大家不要恐慌。
  虽然他们就这么说,可我还真是信了,谁让这一届的科普爱好者不给力。奶粉事件之前,济南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疫苗非法经营的大案,科普爱好者们不过打了一个盹的功夫,人民已经像受惊的小兔子一样开始四处乱窜,加上几年前关于疫苗问题的新闻报道被翻出来,一时间变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等到科普安好者出来力挽狂澜的时候,民心的潮水已经将他们彻底淹没,国人对国产疫苗的信心彻底跌停。
  食药监部门在疫苗问题上吃了一个大亏,于是在奶粉问题上的表现就不足为奇。可是,食药监部门在忙乱之中还是考虑不周,科普工作者对问题的解读在科学上固然有道理,然而民间认得理还要更高一层。
汉高祖刘邦带兵打入咸阳之后,很快就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个两千多年前的道理简单实用,人们求的是最基本的公平能有保障,从而可以安心生活。每个人都会在心中默默地盘算了,我付出了多少,就应该得到多少,如果失去,需要同样的补偿。如果人们花钱买了奶粉,结果拿到的是面粉,即便是安全的,也是不公平的。而人们去打了疫苗,期望得到的是对疾病的抵抗,就算是被注射了一针纯净水,心里如何能够保持平静。
  在基本公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受害者的心中自然地会放大恐惧与怨恨,也会本能地放大加害者的迫害。在和颐酒店的风波已经消退以后,大众大体可以认同酒店里的施暴男子是卖淫集团的打手,当时试图恐吓他们错认了的性工作者。相反的是,受害者在此之前却一直惊恐于当时可能遭遇抢劫或者强奸这样的严重暴力侵害,事件中相当的第一时间围观者们也怀有着类似的恐惧。受害者心理阴影面积越大,对加害者的过度想象也要同样的扩大。
  在和颐酒店袭击事件的诸多信息还没有水落石出,受害者的吉凶祸福都难以进一步预料之时,倘若有人非要像科普爱好者一样跳出来嘲笑受害者的无知,一本正经地斥责那位姑娘,我聪明的大脑已经用逻辑分析出来了,你根本不会被强奸,你不过是被骚扰了一下而已,你这样过激的反应是无知的表现。在人心的天平上,这样的行为完全无助于为找回公平加分,更类似一位炫智狂人自带干粮的助纣为虐。
  更何况,从疫苗到奶粉,政府部门不仅作为监管部门守土有责,还要求海外的奶粉必须加价才能进入国内,用国家的强力推行疫苗注射,当有关部门对民众要求更多的时候,民众也自然而然地心存了更高的对价。民众感觉被亏欠多,心中积郁的势能也就越大,不经意之间的一个小问题,可能随时引发诸多小火山的共鸣。因此,有关部门面对充满着受害者怨恨的人群时,还着急地炫耀科学上的冷门知识,宣布问题疫苗无毒,假冒奶粉无害,表现得更像在帮助侵权者。
  就算真的纵容了侵权者,不管在出现多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民间已经根本不在乎什么追责,试图通过世俗的法律来寻找到终极的正义。人们放弃了对终极正义不切实际的追求之后,最后在乎的就是内心深处最简单而脆弱的正义底线,不会在态度上遭受粗暴地践踏,导致心底的戾气在失衡状态下被猛烈地释放出来。
  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之下,简单而原始的正义原则,不仅仅是憋屈,也必然被扭曲。人们虽然坚信最基本的公平,但一定更加相信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加公平。17世纪的法学家就发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欲求并不是统一的标准,而是指按照他们的智识标准跟那些与他们自己同属一类的人过和平而有组织的生活。
  为此,当食药监部门两次跌倒在民间淳朴的公平正义观念面前,他们也在不经意之间解救了自己一次。在躁动的疫苗恐慌之中,人们甚至于根本不关心原来犯罪分子已经被抓获,而是回想起过往听闻的疫苗危机导致了多少人受害,他们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直到最后一场发布会上,人们期待已久的信息终于被官方权威发布,问题疫苗大部分已经使用,而且主要流向农村偏远地区。
  这一则消息让连续紧张了好几天的城市中产们瞬间卸下了肩头的重担,也让话题迅速地退出了热榜。虽然偏远地区的人并不比城里人更喜欢注射据说无害的问题疫苗,但是户籍、地理和经济的分割线,华丽地将城市中产与偏远农村隔离成了两个难以逾越的世界。掌握着网络话语权决定性力量的城市白领,又开始相信公平,只要他们足够地努力,就能够摆脱免于被害的生活,至少这一次的问题疫苗并没有落在他们的头上。在没有受到伤害的时候,城市白领的头上还悬挂着多少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不重要。至于问题疫苗对偏远农村地区带来了多少伤害,不再重要。没有话语权的偏远农村,默默地消化了这一场闹剧的全部结果。
  可以想见,食药监部门在疫苗问题上并没有清晰地诊断好民间社会的正义脉相,为此即便无意中解救了一次自己,但很快又将自己埋葬在同一个土坑内。
  假冒奶粉案件背后的事实在于,无论海淘面临着多么高的门槛,只要家里尚有条件的情况,境外代购的奶粉一定是第一选择,大陆范围内销售的外国品牌奶粉是第二选择。至于做出剩余选择的家庭,大体相当于疫苗问题界的偏远农村,属于占有社会资源较少的群体。
  为此,假冒奶粉案件的爆发,食药监部门看错了人民,希望通过着急的解释避免人群又恐慌起来。而多少人只是淡淡的会心一笑而已,完全没有心急如焚的感觉,经过这么多年实践的考验之后,假冒伪劣奶粉与人民健康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变成了跨境购买奶粉的大陆客与香港本土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总会形成特定阶层适应社会的最舒服的姿势。对中产来说,即便贫贱不能移,难道还买不起洋奶粉吗!
  当然,疫苗事件之后,中产们貌似淡定了下来,一衣带水的香港人却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宣布不欢迎大陆人来香港打疫苗。
  不过说起疫苗,我不得不想起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在国内许多地方都流行的谣言。谣言说,有一男一女两个外国人来给中国的小孩子注射疫苗,男医生给男孩子在太阳穴上注射,女医生给女孩子在肚脐眼注射,疫苗是强制性的必须注射,而且只要注射完小孩马上就会死掉。周边县市已经有多少个学校整片整片的死人了,现在正在往我校方向赶来,据说几点钟就要到。这个瞬间爆发的谣言,让许多小孩子们在绝望中惶恐的嚎啕大哭,许多学校特意紧急停课,让小孩们回家避难。
  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一度难以理解,为何这样简陋的信息就能引起如此严重的恐慌。直到我看到疫苗事件爆发的那一天,我才看到,在法律与秩序失灵时,事件中声音最大的中产阶级们,不过是用最简陋的公平原则压抑着内心的戾气,消费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维系表象的体面,用逃亡的脚步作为自我保护的盾牌。与此同时,他们又是无比的清醒,公平与正义遥不可及,始终处于不安宁的惶恐之下。
  于是,每当社会中出现一个致命的涟漪,就激起了澎湃的魂飞魄散。而中产阶级,如同其他人群一样,在魂飞魄散之中找不到灵魂的安宁。

Wednesday, 13 April 2016

ZT: 交易的取巧伎俩

交易的取巧伎俩

开价300多万加元的豪宅,期间240万到260万的报价均被屋主拒绝,但最后竟被一间华人地产公司的经纪以225万成功买下,其中的原因时什么?

加拿大主流媒体之一的环球邮报(Globe Mail)于4月8日发表一篇名为《交易的取巧伎俩:卑诗地产公司把卖家骗到哭的犯规手法》(Tricks of the trade: Inside a B.C. real estate firm that has homesellers crying foul)的调查报告,里面讲述和披露了一段加拿大卑诗省一家华人地产公司的内部培训的录音片段,讲述如何在买房时的技巧,用最低的价钱买到豪宅,如何说服屋主卖得快,但并不是房子应该值的价位。

该录音记录的是位于加拿大温哥华本拿比地区的一家华人地产经纪公司新海岸置业地产公司(New Coast)在2015年10月14日的周三晚上举行的一场内部培训讲座。新海岸置业地产公司老板吴语(Wu Ze Yu)当晚对该公司经纪人进行培训,据说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训练,吴语在讲座上建议销售团队听好,做好笔记,因为“这些提示将帮助他们和公司赚更多的钱”。吴语的新海岸置业公司目前有445名房地产经纪,年销售额几亿加元,是温哥华增长最快的新经纪公司之一。

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如何通过谈话,令卖家客户迅速地, 并且是以低于他们的心理价位卖掉他们的房子。

吴语在培训中谈到:“我们不但要卖房子快,买房子也要快,大家必须考虑自己的利益。”

环球邮报在调查报告里指出,吴语在培训过程中的建议属于非常危险边缘的手法,介乎于欺骗(deception)和精明的推销技巧之间。

例如,吴语就如何说服客户一个技巧:“骗他们,说第一个报价是最好的报价。”

“这只是对屋主单方面的说法,但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 吴先生继续说道: “第一个报价永远不是最好的报价,我非常肯定这一点。但是,你要永远说第一个报价是最好的报价。”

让人吃惊的是,吴语作为地产公司老板,但他本身却并没有经纪牌照。42岁的吴语,十年前从中国移民至加拿大。他不会说英语,他的大部分工作人员讲普通话,所以录音中他用普通话解释这些技巧

吴语在培训中说的第二个技巧是:“你必须打印出附近最低价格给屋主看,打印附近最低成交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几个离开该地产公司的经纪告诉环球邮报,吴语的理想的商业模式是快速令公司的客户卖出房屋给同样是公司客户的投资者或投机者,赚钱买卖双方的佣金,令到公司佣金利益最大化,吴语的最终目标是他们的投资者会再次找回他们以更高的价格卖掉房子。

新海岸地产公司通过其律师Simon Coval否认一切:“我们的操作,是帮助客户获得最优惠的价格。”

然而,吴先生在培训会上告诉在场的房地产经纪:“如果房主仍然坚持较高的价格,令到交易不能完成,我们的经纪们白白浪费时间,浪费汽油非,我们的一切开销,没有人会为你报销,公司也不会报销。”

律师Simon Coval在一份声明中说到:“新海岸地产公司指出,包括吴先生所讨论的一切指出……这要记住最重要的是,作为地产经纪,一定不要做任何违法或不符合规定的事,尊重专业执照比金钱更重要。”

在40分钟训练结束后,吴先生确实警告经纪们:“小心点,在你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保护你们的经纪拍照,一定不要破坏规则,在这个原则下,可以采取其他行动。”

吴语继续说道:“无论交易是多少钱,即便交易摆在你面前,只要它会影响你的经纪牌照,就看都不要看它。”

有些上完吴语培训课的经纪表示里面所提的战术技巧听上去不是那么舒服。

一名姓周(John Zhou)的房产经纪告诉环球邮报:“有时老板要我们做一些非法之事赚更多的钱。” 经纪周目前挂靠另一个经纪公司,并声称新海岸地产公司拖欠他4万5000加元佣金。

另一名姓陈(Chris Chen)的经纪说道:“我还记得,很多东西听起来不太道德的。”

房地产经纪都很清楚,加拿大卑诗省房地产服务法例规定,客户利益为先是他们的信托责任,为他们欺骗或隐瞒信息都属违法行为。

环球邮报接着举了几个例子,例子一:今年一月,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经纪告诉环球邮报,他联系新海岸公司经纪牛女士(Tracy Niu),约她看一间已经上市的房子,他太迟了,房子已售。买家是牛女士的另外一个客户。两天后,牛女士致电给他,开出比卖给她客户多出13.5万元的报价给他。

这名经纪说,像这样的交易是在卖方的代价的,因为可以投诉到房产局,经济会面临公开质疑的纪律问题。 MLS交易记录证实,牛女士在销售同时代表买卖双方。新海岸公司通过其律师否认​​牛女士向这位经济提供更高的报价。

据房产局内部的数字,新海岸地产公司在过去的两年中有5个交易是代表买卖双方经纪,而其他地产公司的此类交易比率显著低得多。一些新交易中, 新海岸地产公司经纪说服卖方支付其$ 10,000到$ 50,000个奖金给买方代理人,海岸公司和经纪各拿奖金一半的提成。

报道举了另一个买卖双方都是新海岸地产公司,屋主名叫巴斯(Sukhjit Bassi)投诉道:“我觉得被欺骗了,令我交多25万加元。” 新海岸地产公司的李姓经济(Sandra Li)劝服他在圣诞节前2天将列治文市的房子以较低的价格:127万挂牌出售,目的是吸引很多的买家来抢offer。第二天,在还没有带任何买家来看房子前,李姓经纪发送的一份140万的报价,他回了150万,成交了。屋主巴斯说道,虽然open house取消,但仍然有很多人来到,并且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从销售记录显示,一个数字公司的董事是买家,一个与李女士做其他交易前经纪人做代表,但他没有经纪。巴斯先生说,后来买家来看房时,发现是李女士的助手和一对无关夫妇一起来看的。

“我觉得很奇怪,”巴斯先生回忆说:“好吧,我看到了买家,但是,这些人是谁?” 巴斯先生说李小姐随后给他发了短信,询问他家的详细问题,他觉得很奇怪,因为他的价已经再次售出。巴斯先生后来发现,买方的转让合同给了身份不明的夫妇10万加元以上。而这些钱没有去到巴斯先生那里。 (转让合同,也被称为“影子转售”(Shadow flipping),当买家在交易与最初的卖家关闭之前快速出售物业到另一个买家。)

尽管另一位前新海岸经纪的名字在文书上,他相信是自己经纪–李女士,安排了“影子转售”。而他邻居一摸一样的房子卖出了比他高30万以上的价格。

吴语在培训中关于“买家和卖家价格差距巨大,怎样谈成?怎样把卖家的心理价位打下来?”这个问题时,举了个例子,屋主开价300多万,中间换过几次卖方经纪,期间有240万到260万的几个报价均被拒绝,最后被新海岸的一个经纪以225万买到。他是怎样做到的呢?”

比如在列治文的房子,他认为经纪要警告说,有钱的买家都害怕地震和海啸。 “这个原因是非常强大的。”他说。(在列治文市政府的网站建议,海啸的风险并不显著,尽管传谣相反。)

吴先生还提及买温哥华西区的一个技巧:“说这个区房子太贵了,这样你就可以打压卖家的最低价格。”

吴语还提了很多技巧:“如果这是一间大马路边的房子,要说下次不能买大路边的房子;如果在屋前有一条沟,再说下次不买水沟或电线杆后面的房子;如果房子比较窄,要说下一次不要买lot小房子,看起来并不宏伟。”

还要另外一个技巧,吴语还建议要让客户相信,因各种原因中国买家的资金来源正在枯竭,所有这些似是而非的行为,为加速交易灌输一种紧迫感。例如说:“中国股市暴跌,人们怎么有钱买房子?”,“中国政府正在收紧对现金流出的控制,人们想买房子,但他们不能把钱转移到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