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书记竟强奸女下级 霸占下级老婆
2015-09-03
——顾顺章对中共长期不满投诚后
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顾顺章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不惜个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内幕让他伤心失望。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造成的后果。向忠发是共产国际挑选的总书记，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苏归来的青年书生，六届四中全会后也位居顾顺章之上。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当然心里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后选择投诚，是有原因的。而当他投诚之后，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共进行破坏。
钱壮飞挽救上海中央机关
1931年3月，为了加强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从上海去大别山。因为张国焘在党内的重要地位，中央特派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亲自护送。张国焘回忆：“顾顺章为我服务，十分卖力。他决定亲自护送我到汉口，沈泽民的行程则由他的助手料理。他告诉我，有一艘来往沪汉之间的野鸡船，与他有密切关系，这艘船将于3月底开赴汉口。他要我坐那艘船，他自己则先赶到汉口物色人员护送我去黄安。”
顾顺章把护送的细节都布置得很妥帖。张国焘回忆他的秘密之旅：“4月1日凌晨，我扮成普通商人，顾顺章的助手扮成我的伙计。街车司机虽与我互不相识，却也是一个同志。我们在夜深人静时直驶杨树浦码头，到达码头时，曾有一巡捕来查问。我的伙计下车应付了几句，便通过了。此外并没遇着甚么阻挠。到达船上水手舱中时，陈昌浩已先我在那里，也是扮成我的伙计，摆出一副侍候老板的神气，为我多方张罗照料，我们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上海。”
“4日下午，我们的船快要到汉口了。顾顺章嘱咐船主要在下午六时后靠码头。因为顾顺章认为六点多钟是暗探们用膳的时间，那时登岸危险性可能少些。果然，这艘船马上减低了速度，直到六时过后才停泊好。我和陈昌浩各提着简单的行李，走出码头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码头外的要道上，有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向我们投射了一个暗号，这就是顾顺章派来接我们的。那青年人旋即坐上一辆人力车，我们也跟着坐上人力车，直向离码头不远的日租界驶去。”三天后，鄂豫皖苏区的交通到了汉口，接上张国焘和陈昌浩，在沿途交通站一路护送下，顺利到达苏区。
顾顺章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机警细致，每个环节都做到万无一失，表现他从事隐蔽工作的高超水平。但是完成护送张国焘的任务后，他想放松一下，在汉口滞留几天，不幸被人发现了。当年捕获顾顺章的国民党武汉行营少将侦缉处长蔡孟坚回忆：顾顺章被捕后，非常镇静。明确承认自己的身份，要求蔡孟坚安排他去南京见蒋介石。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安排蔡孟坚护送顾顺章去南京，送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中统)。
蔡孟坚急于报功，没有将此事保密。他连续发了五封电报，向徐恩曾的调查科和其他有关单位通报了送顾顺章来南京的事情。没想到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的谍报员钱壮飞获悉了此事。
钱壮飞等人能顺利混入并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内，说明国民党组织的稀松。无论何等机要部门，都是只要有熟人或老乡介绍，都可以进入。国民党内部一直没有严格的政治审查机构，其中的成员只要没犯罪或暴露身份，都可以安然无事。钱在徐恩曾身边已经窃取了密码，并不止一次地截获国民党重要情报通报中共中央，徐恩曾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顾顺章被押往南京的时候，正值周末。徐恩曾从南京回上海，钱壮飞值班。钱连接汉口电报，获悉顾顺章被捕反水，大为震惊。幸亏顾顺章从汉口乘船到南京要两天时间，这个时间差给钱留下了向上海中共中央通报的时机。钱赶紧派人乘夜间火车去上海，向周恩来通报。
蔡孟坚在汉口租用招商局小轮船，派宪兵押顾顺章赴南京。蔡孟坚提前一天乘飞机到南京作安排。蔡将顾送到中山路305号徐恩曾的秘密办公处。顾顺章一见门牌，说这里是共党驻南京的机关住处，才说出钱壮飞。原来，顾顺章只知道这里是秘密接头地点，没有把钱壮飞和国民党特务机关联系起来。
徐恩曾得知钱壮飞是共产党，如同五雷轰顶。他赶紧布置特务到上海抓人，但是晚了一步。周恩来得知顾顺章反水，同样震惊。因为顾顺章负责特科，掌握中共中央在上海所有的机关和领导人住址以及联系方式。他迅速部署各方搬家撤离，上海中央各方纷纷逃散，自找出路躲避追捕。等国民党特务上门，大多人去楼空。
如果说顾顺章的投诚是由于贪生怕死而投降国民党，也不尽然。在偶然的事变中实际有着必然的原因。1933年，顾顺章在国民党印发的《转变》杂志上发表《告中共青年书》，揭露了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强奸下级女同志，侵占下级同志的老婆(廖任先的老婆周招英，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出身，出事地点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朱老板家里)。同时更拿党的经费去讨姨太太(与向忠发同时被捕，是浙江宁波女子，是人家姨太太出身)，供给他个人不正当的挥霍”。他说：“革命是何等神圣的事业，革命党又是何等光明的组织，而自命不凡的共产党中领袖们，不料竟有这些黑暗可耻的事情发生，怎不令人失望?怎不令人灰心?这些事情，都是我去参加解决，并不是耳闻。”
顾顺章曾为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不惜个人安危，但是中央的内幕让他伤心失望。这些都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造成的后果。向忠发是国际挑选的总书记，被米夫捧上台的王明、博古都是留苏归来的青年书生，六届四中全会后也位居顾顺章之上。作为老资格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当然心里不平衡。所以，被捕之后选择叛变，是有原因的。
上海中央机关陷于瘫痪
靠着钱壮飞的报告，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逃过一劫。但是在顾顺章和国民党特务的追捕下，上海中央机关处于十分危险的局面。周恩来、王明等领导人经常变换居住地，并与外界基本断了联系。之所以如此被动，主要因为顾顺章破坏了特科，使中央失去了保护伞。顾顺章说：“共产党特务工作的破产，影响共产党的组织上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过去几年全依赖特务工作而生活，无形中特务工作变成了一个保险机关。大家都依赖这个东西，甚至一般稍负责的同志走一条路，也要先问问特务工作者。所以特务工作一旦破产，他们就失去了保障，而致全局出现了动摇的现象。”
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央特科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杨登瀛(鲍君甫)被捕，董健吾牧师也被迫隐蔽。陈赓无法在上海立足，转去鄂豫皖苏区。特科的情报科瘫痪，中共中央失去了情报来源，就不能预先获知国民党特务的动向，犹如人没了耳朵眼睛，只能东躲西藏，躲避搜捕。周恩来当时几天一搬家，一度住在永安里44号(今四川北路1953弄)。周恩来的二伯父一家在1921年至1931年间曾居住在这里，这个住所党内无人知晓，成为周恩来夫妇在最危急时刻启用的隐居地方。王明为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躲到上海郊区教会的虹桥疗养院居住。后来嫌不安全，又搬到乡间寺院隐居。
尽管顾顺章没有捉住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但还是对上海中央机关造成很大的破坏。总书记向忠发本来已经转移，又回到原居住地，被捕后叛变。在写了交代材料后，国民政府认为他价值不大，将其枪毙。原中央委员恽代英在“立三路线”时期遭受打击，被罚做基层工作，不幸被捕。但恽代英隐瞒了身份，化名王作霖，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因身份未暴露，仅判了几年刑。顾顺章曾通过关系营救，就在恽代英即将出狱之前，顾到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坚贞不屈，被国民政府处死于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的投诚，使中共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潜伏组织被破获。徐恩曾回忆：“钱壮飞原来是共产党派来的奸细，这使我大为惊讶。此人系我在民国十七年(1928)负责筹备中国无线电商报时招考进来的职员，以我三年来的观察，相信他是一个不怕辛劳，忠于职守的干练青年，平日埋头做事，不问外务，沉默寡言，事情做得又快又好，这样一个循规蹈矩的模范职员，竟是共产党派来的间谍，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徐恩曾也有意外之喜，潜伏在中统机关的女机要员费侠被捕。费侠，湖北钟祥人。在苏联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归国后，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费侠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具有极好的口才和交际能力。1927年参加特科。1928年受中共派遣，到徐恩曾开办的无线电培训班学习，并借机潜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费侠工作勤恳干练，得到徐恩曾的信任，当了机要员。在此期间，曾多次为中共提供重要情报。顾顺章的投诚，导致费侠被捕。徐恩曾听说费侠是共产党，震惊之余心里一阵惊喜。费侠年轻貌美，徐恩曾对其暗恋已久，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搞到手。现在费侠面临两个抉择：一个是被枪毙，一个是归顺国民党。在顾顺章的说服下，费侠投诚。徐恩曾拿住了费侠的软肋，展开爱情攻势，不惜与妻子离婚，一定要娶费侠。陈立夫兄弟力劝徐不要娶费侠，但徐竟向陈氏兄弟表示：宁可不做特务头目，也要与费侠结婚。陈氏兄弟见他意志坚决，也无可奈何。蒋介石为此召见徐恩曾，问：“你驾驭得了她吗?”回答是没有问题。1936年，徐恩曾与费侠结婚，此后白头偕老。蒋介石认为徐恩曾是好色之徒，不堪大用。此后徐恩曾失去蒋介石的信任，戴笠的军统取而代之。
顾顺章的投诚，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虽然及时转移，没造成过多人员的被捕，但却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正常运转了。因为顾顺章熟悉共产党的运转方式和联络手法，一旦活动，就有被破获的危险。经过半年多隐藏，周恩来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随后，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也陆续迁往江西。这个结局充分说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革命路线，在上海是彻底失败了。
训练国民党特务
顾顺章叛变之初，徐恩曾对他极为器重。希望借助他来摧毁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并提高国民党特务的水平。看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幼稚和水平低下，顾顺章为他们编写了《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教科书。他在自序中说：“这本书的内容，完全是根据我个人从各种不同的社会里亲身阅历出来的实际的经验，既非抄袭其他著作，亦非得自异人的传授。伟大的社会是我的学校，艰难困苦的环境是我的导师，各种实际问题是我的书本和实验的材料。自我参加特务工作到现在，无时无刻不是抱着创造和学习的精神去努力一切，从没有偷闲过，亦没有自骄自矜过。”
《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共10余万字，分为“绪论”、“特务组织”、“特务工作的方法”、“特务观念”、“秘密”、“特务技术”、“特务常识”、“特务人员的修养问题”八章。内容包罗万象，既有顾从苏联受训学来的知识，有中共的组织方式和秘密工作原则，也有他根据中国特色自己总结的经验，甚至把心理学、江湖相术、黑社会流氓手段也囊括其中。显得非常实用、可行。
仅以跟踪为例，过去国民党特务跟踪共产党人，都是简单地用一个“包打听”在后尾随，很容易被共产党人发觉，然后串弄堂、进电影院、百货商场甩掉尾巴。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了用三人跟踪一个对象的交叉跟踪法，隐蔽性和跟踪效果大为提升。
顾顺章向国民党特务传授的经验，非常具体细致。以“盯梢”为例，他就讲了各种不同环境的方法：“假如被盯梢者叫了黄包车或汽车，那你一定也要坐黄包车或汽车继续盯梢。但要注意的：黄包车不能盯汽车的梢。如果汽车盯黄包车的梢要在黄包车的前面走，到了相当地点再下来，另雇黄包车去盯梢。万一没有汽车和黄包车可雇，只好记着他那车的号码、颜色、乘车的时间、地点、方向等，留待后来到车行里去查。上海汽车号码，租界的是黑底白字，华界的是白底蓝字。营业汽车与自备汽车的号码也有相异的地方，这些都要弄清楚。汽车盯梢到十字路口时，相距不能太远，恐为红绿灯交换而使其衔接。黑夜时相距更不能太远，恐被盯梢者的汽车熄灭了号码灯或放出烟雾，使后面的车子不能辨识真相。又汽车盯梢时要注意他在危险时开枪，须预有准备。电车上盯梢要注意的，在未上车前先要注意被盯梢者的态度、动作、所立的地方、或换钱等等，预料他是否要上电车，盯梢的人亦随之准备。上了电车以后，依身份的不同，分坐不同的车厢。比如我穿的普通衣服，就可以坐在三等车上;他穿的是西装，就可以坐在头等车上。各人自己心里有数，用不着互相打招呼的。上电车后要注意被盯梢者所买的车票，不必看他的车票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下车，只要看他数钱的多少就可以知道差不多了。自己买票，要买长途票，时时刻刻要留心被盯梢者的行动、态度，但不要死板地望着他。否则，不独对方要注意你，怀疑你，就是别人也要注意你，怀疑你，疑惑你是扒手。上下车动作要快，不能迟疑。否则铁栅一关，就不能上下了。上车要迎头跳，右脚先左脚后;下车要顺着跳，左脚先右脚后。”
编纂教材的同时，顾顺章还举办了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三个月。人员仅有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四人。虽然时间短、人数少，但质量很高，顾顺章的传授使国民党特工受益匪浅。史济美(马绍武)受训后，于1932年6月被派到上海主持调查科上海行动队，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捕获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福坦和原特科负责人陈赓以及廖承志、罗登贤、丁玲、潘梓年等人。这样一个对共产党破坏极大的特务，被红队刺杀时年仅25岁。
由屠杀改为劝降
自1927年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一直采取屠杀政策，并制定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这个严酷的法律是白色恐怖的体现，但并没有达到彻底消灭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作用，反而激起了更大的反抗。顾顺章对此有亲身感受，他劝说陈立夫和徐恩曾：对共产党人不要采取杀害的愚蠢做法，而要做说服转变工作，让他们脱离共产党，或叛变自首，被培养为“细胞”，潜伏在共产党内，帮助国民党破获共产党机关和组织。
顾顺章建议：发现中共嫌疑对象，并不马上逮捕，而是将他定为“说服对象”，派特务秘密到他家，或者将其带到偏僻的茶馆和清静的马路边，先问生活、工作情况，再试探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开始对方不会承认，特务就威逼利诱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既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又可以保证你的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这样做的效果非常明显。因为“说服对象”多是基层党员，他们有职业、有家庭，害怕失业。这样的谈话，他们一般不会向上级组织汇报，怕受到怀疑，被断绝组织关系，更不敢逃跑(因有家庭拖累)。所以，多数人在经过两三次谈话后，就办理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又被派回到中共组织，成为隐藏在中共内部的“细胞”。
对于被捕的共产党人，顾顺章指出：“审讯政治犯，若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绝对不能解决。应以谈话的方法，探求其口供。”其方法是：
A、要审查对方的一切：1.须明了其等级，高级领袖，中级干部，抑是下级干部。2.须知道他的知识、程度及家庭情形。3.须知道他的态度及性格。
B、谈话时态度要诚恳，并且要内行，问其思想、路线及所知机关等。
C、有时安慰之，有时欺骗之，或真或伪，不能给他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兹举数点：1.你不要害怕，不会捕到即枪毙的。2.假使派你担任工作，你会怎么样呢?3.我以前同你一样的，你不知道吗?
对嫌疑犯的谈话，要注意需要，以博其同情而得到口供。如问：1.你要带信回家吗?我给你带去。2.你要被单、席子和衣服吗?3.你知道牢内的一切规则吗?
什么样的对象可以促使其叛变呢?顾顺章指出：最重要的是观察他的思想及日常生活嗜好。例如：
“一个人的一切一切，全以自私自利做根据，只求保守自己，不愿多管闲事。对于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连批评都不批评。这种人没有一点丈夫气概，不独不能充当革命战线上的战士，连一个忠实的朋友都不够资格。因为在你有患难时，他不但不来帮忙你，反要投井下石。”
“口里不断地喊着平民化，而他的日常生活完全是贵族化，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内心中仍然充满着升官发财的思想。”
“口里尽管喊着廉洁奉公，不要做贪官污吏，但他嗜好打牌，狎妓，和姨太太一起去玩游艺场，这种人事实上一定不会廉洁的。”
顾顺章说的这些人是有所指的，在上海中央机关，确实有些人作风不正。这些人多数是共产国际任命的领导人，他们没经历过1927-1931年的严酷斗争，唱着国际路线的高调，拿着国际经费，在租界过着优裕的生活。一旦被捕，最先反水的往往是这些人。
高级干部的腐败导致组织破坏
通过“自首政策”，国民党特务运用恩威并施、软硬兼施的策略，特别是对中共负责人进行瓦解和劝降，达到消灭党组织的目的。1931年7月，国民党破获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红旗日报》机关，中共中央委员罗绮园、杨匏安等16人被捕。起因是罗绮园生活腐化导致的桃色案件。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1922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广东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1924年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干部。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担任农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罗绮园又到上海工作。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罗绮园有光荣的奋斗史，但是他生性风流，在此期间，他借“住机关”之便，强迫同志的妻子陈小妹与他同居。陈小妹不愿意，向丈夫胡某诉苦，胡某本来对领导上这种做法非常忿恨，忍无可忍之下，胡某去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举报。徐恩曾回忆：“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一幢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
说来非常不幸，罗绮园被捕后，杨正巧来到机关，因此一同被捕。罗绮园被捕后，很快投诚，供出了宣传部的机关和其他人。大革命国共合作期间，杨匏安知名度很高，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便实施劝降。杨匏安坚决不降，1931年8月被杀。罗绮园虽然投诚，但其价值有限，也被国民党当局枪毙。获悉罗绮园叛变的消息后，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罗绮园等人的党籍。
由于机关不断被破坏，反水者日益增多，周恩来、王明等人在1931年底离开上海。1933年临时中央负责人张闻天、博古离开上海前，把工作交代给李竹声。李竹声(1903—1973)，安徽寿县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王明宗派骨干之一。1931年回国后升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离开上海前，指定李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
李竹声心胸狭隘，动辄打击异己，在党内影响很坏。张国焘夫人杨子烈当时住机关，她回忆：“瞿秋白到苏区后，常常托交通同志带信给杨之华。有一天李竹声和黄文杰在新闸路我的住处开会，李竹声对黄文杰说：‘你看瞿秋白这个家伙，又给他老婆捎信来了。差不多交通同志来上海，每次都有她的信，真讨厌!这次不要把信转交给她。’我默默地坐在旁边，未敢插言，只感到阵阵心寒。秋白走了，之华照例搬家。李竹声派一个男同志跟之华同住，晚上他要和之华同睡一床，气得之华抱着被褥睡在地板上。当时谁敢反抗这种可耻的措施，马上就不给生活费!这就是当时在上海的所谓‘二十八个半’对待同志的残忍手段。”
1934年6月26日，由于线人告密，李竹声在公共租界马立斯新村中央机关开会时，和与会的负责人一同被捕。特务们顺藤摸瓜，共破获上海中央局及江苏省委机关13处、逮捕18人，缴获大量文件。李竹声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向他劝降，但在理论上辩不过李。徐恩曾命令将李竹声押往南京中统总部，改由训练科的特务出面劝降，李竹声终于动摇投诚，供出了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盛忠亮的住址。
盛忠亮，又名盛岳，1925年五卅运动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1926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加入“二十八个半”。盛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外语能力强，受到米夫重用。1932年底回国，未经选举被博古等推举为中央委员，任中央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1934年6月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
李竹声的反水，导致盛于1934年10月4日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盛忠亮被捕后，受审时一言不发，大有坚贞不屈的架势。国民党特务请教线人，终于找到盛忠亮的唯一弱点：他对女友秦曼云(1908—2001，担任中央局机要通讯工作，与李竹声同时被捕后成为叛徒)言听计从。徐恩曾命令将秦曼云从南京解往上海，经过秦的劝说，盛忠亮终于投诚。盛忠亮被捕同时，国民党还破获了中共在上海的两部电台，导致上海与中央苏区的电信联系中断。
杨子烈亲身经历了这段厄运时期。她回忆：“1932至1933年，上海共产党的机构大遭破坏。地下工作人员被捕者日众。前几年国民党凡捉到共产党，不管三七二十一，有杀无赦。杀了这么多年，共产党还是杀不完，而且共产党还有了游击队。大概当道者仔细想想也不是办法，现在忽然改变了政策，捉住共产党，不但不杀，而改用怀柔优待政策，使之为国民党工作，以毒攻毒。他们用连环跟梢办法，破获了上海共产党中央分局的机构。中央分局书记李竹声第一个被捕，这自然使人吃惊!代理书记盛忠亮，不数月又被捕。黄文杰继任代理，不久又被捉去。差不多不到半年，捉去了三个中央分局书记，上海党的大小机构几乎被破坏殆尽。”
“反省院”和“转变”政策
随着被捕的共产党员越来越多，国民党和中统对共产党员的“转变”政策也上升到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度。国民党在南京和苏州等地建立了“反省院”，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当时最重要的“反省院”一是南京晓庄的“首都反省院”，一是苏州“反省院”，位于苏州盘门内铜元局前苏纶纺织厂职工子弟小学校址内。
反省院所拘押的人员大约可分为三类：一为背叛中共不彻底的人，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三为托派分子、脱党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左倾者。
反省院对送进来的“反省人”进行政治思想训练，形式有学习、上课、训话等。“学习”就是发给“反省人”一些国民党理论书籍和反共文章，如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让“反省人”自己学习，写出读书笔记、思想汇报。“上课”就是由担任训育员的特务讲。“训话”就是聘请国民党要人、名流学者讲话。陈立夫亲自到一些反省院训话，企图对“反省人”施加影响。凡听课听讲的人，必须写听讲笔记、反省笔记，送交训育员审阅，此外，训育员还经常找一些人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对“反省人”的“转变”工作以半年为一期，到期举行考试。试题多为“对共产党的认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怎样”之类，考试不及格要留级，继续反省半年，如果再次考试再不及格，就要严厉惩罚。反省院的训育员常常威胁说：“如果三期不及格者，便要枪毙!”以此造成“反省人”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促使他们自首。
在劝降、软化的同时，特务也使用严刑拷打，达到软硬兼施的效果。尽管这些手段残忍毒辣，有些共产党员并不屈服。有人宁肯留级，也不写悔过书，不写反共声明。当然也有部分人经不住考验，自首反省，投诚反水。多数人虽然没公开叛变自首，但也没有激烈反抗，有的也应付差事，说些软话，争取早日出去。
这个制度推行到许多地区。1932年8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警卫旅到海南岛“围剿”红军。琼崖红军被警卫旅剿灭，红军中有个女子军特务连，庞琼花、冯增敏、王时香等连排干部8人被警备旅俘虏。根据国民党编写的《琼崖剿匪记》的记载，这几个女红军被捕后，先关在当地警察所，“旅长均许改过自新”。警卫旅调离琼崖前，就如何处置女子军连干部问题请示陈济棠。陈济棠1933年9月7日指示“施以感化处分”。1934年，八位女子军干部被转至广州国民特别感化院。
特别感化院位于广州河南，亦称南石头监狱。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大批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被关押在此，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都是在这里被处决的。1933年改为感化院后，女子军干部被送到这里。除了进行政治训导外，她们在感化院里种菜、到作坊做手工劳动。为了体现感化效果，还给她们拍集体照。1933年上海杂志《良友》第74期发表了一张照片，题为“在琼崖捕获之红军女子模范军先锋队队长庞琼花与全体队员合影”。庞琼花与王时香、冯曾敏等剪了统一的披肩短发，穿着统一的半袖广东传统白色女装。还有一张合影，是《琼崖剿匪记》书中刊登的，这张照片上，8人穿的是统一的黑色短袖夏装，头发也统一剪的短发。
国民党对共产党推行的自首反省政策，导致一些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投诚，直接导致上海等大城市中共组织的破坏。
但是也要指出，国民党的感化政策，确实让许多共产党员免遭屠杀。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新局面。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南京、庐山、上海等地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要求释放全部关押的政治犯。南京、苏州等地反省院中关押的共产党员陆续出狱，共计有一千余人。他们出狱后，多数去了延安。
顾顺章之死
顾顺章投奔中统后，徐恩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徐回忆：“顾顺章是上海机器工人出身，曾在莫斯科受过严格的特务训练，加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天才，聪明、机警和技巧都是高人一等，因此造成了他的特务工作的卓越才能。”但是徐也说顾“为人阴狠毒辣，死在他手下的同志不知凡几，同党的人将他比作饿了要吃人，饱了要打架的豺狼，人人都畏惧他。当我和他相处较久之后，发现他有强烈的领导欲，享受欲和杀人狂也是他的特性之一，对安分守己的正常生活，逐步显露不满”。
起初，顾顺章还想在国民党中显示他的能力。徐恩曾说：“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共产党作地下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是和他取得联系的结果，由于他在共产党内部的历史和地位，使他对共产党的上中级人事具有极广泛的了解，各地共产党的指挥机构中，更不少是他的旧部，他好像一部活动的字典，我们每逢发生疑难之处，只要请助于他，无不迎刃而解，本来是无法判罪或情节轻微的案件，经过他的指证之后，立刻可以定谳或重要性突然增加了。同时，从这些破案中，又获得了向上追溯的机会，于是又扩大再破获。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连续破获，使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地下组织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受创严重的地区，竟至无法恢复组织。”
但是不久，顾顺章就失望了。顾顺章想自己组建一个新党，并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关系。这些举动被国民党方面察觉了。徐恩曾认为顾是个危险人物，不除掉总是不放心。他说：“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一位工作人员(也是共产党转变过来的)向我报告，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亡江西赤区的准备，于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只好放弃了。我前后经办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产党分子的自新转变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顾顺章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1935年6月，蒋介石以通共的罪名，下令将顾顺章杀掉。顾顺章这个中共党史上的传奇人物，死时年仅3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