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4 September 2020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 瞪大眼睛说了一句话

 毛泽东会见江青前夫唐纳 瞪大眼睛说了一句话

 2020-09-04


20世纪30年代,以“蓝苹”为艺名走红上海滩影剧界的江青,曾经和多才多艺又多愁善感的著名影评人唐纳(原名马骥良),发生了一段曲折跌宕的婚恋纠葛。这场“唐蓝婚变”曾经轰动一时,并广为人知,但唐纳婚变之后的人生际遇,详知内情的人却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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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在上海时,与唐纳(右一)、金山合影

  困顿时江青接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身处绝望之中的蓝苹决定离开上海,奔赴陕北。

  

进入延安时,蓝苹即把名字改为江青。她是个不安定也不安分的女人,更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她曾向别人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男想女,隔座山;女想男,隔层板。”她的每一次爱情,几乎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的。

  当她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声名狼藉而不得不远走延安时,恰逢贺子珍与毛泽东闹误会,并离开延安赴苏联治病。这使江青有了一个难得的趁虚而入的机会,不到一年的时间,她便和毛泽东相恋,并于1938年11月结婚。

  在江青离开灯红酒绿的大上海时,唐纳成了《大公报》的战地记者。他在抗日烽火燃起之际,沿沪杭线进行了艰苦的采访,并以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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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江青等人举行集体婚礼时在六和塔下合影。前排左起分别为叶露茜、赵丹、蓝苹(江青)、唐纳、杜小鹃、顾而已,后排郑君里、沈钧儒、李清。

  1937年12月,南京陷于日军之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唐纳也随着内迁的人流到达武汉。看到当时上海影剧界群星纷纷汇集于武汉的场面,他提议组织一个附属于《大公报》的“大公剧团”。由于唐纳在影剧界干过多年,人头熟,又有组织才能,因而他的倡议很快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大公剧团”迅速得以成立。导演郑君里、应云卫和演员赵丹、白杨、金山、顾而已等人,都成为剧团的成员。

  1938年夏,唐纳写出了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演出后获得了各界好评。就在此时,他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同年10月,他们经香港返回上海,不久生下一个儿子。

  唐纳虽和陈璐结合,但对蓝苹却仍然念念不忘。他为陈璐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说是为了和“蓝苹”相对;他还写了一首名为《千里吻伊人》的歌词,据说也是为蓝苹而写的。

  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唐纳离开上海赴重庆。陈璐和他们的儿子则留在了上海,后来陈璐改嫁给了一个盐商。

  唐纳到重庆后,曾在应云卫的中华剧艺社工作过,勉强有碗饭吃。但不久因剧社解散,唐纳一度失业陷于困苦之中。他的心境极其苦闷,再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此时身在延安的江青,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打听到了唐纳正处于潦倒穷困之中,于是每月从延安托人捎送10元钱接济他。每当收到这笔钱,唐纳必先从中抽出1元,和其它贫困的知交好友聚首“打牙祭”,权当在困难中相濡以沫,苦中作乐。

  1944年,唐纳在重庆成立了“中国业余剧社”,自任社长,冯亦代任副社长。剧社成立后,因上座率不佳而很快解散,唐纳又陷于困顿之中。直到抗战胜利前夕,唐纳才凭借他流利的英语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他受英国驻华大使馆聘用,进入该馆新闻处工作,由此得以从困苦中解脱出来。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没过几天,江青也借口“牙疼”要求到重庆治病。

  毛泽东对江青此行,最初并不赞成。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说好了一个条件,即不允许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拒见江青却晤毛泽东

  不允许江青公开露面参与政治活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当年7月初,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6位参政员到延安参观访问时,其中的中国青年党领袖之一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想见见江青的要求,当即被毛泽东婉拒。左舜生对此颇感“遗憾”,他在从延安归来所写的《记民主政团同盟延安之游》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7月5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儿来送我们,两只活泼美秀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以上左舜生提到的“一个七八岁的女儿”,确是毛泽东和江青所生,其实当时只有5岁。毛泽东带着女儿为客人送行而不让江青公开露面,大概是不愿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

  江青到重庆后并未和毛泽东在一起,而是和女儿李讷共同住在张治中的桂园内。此时的江青,心情很激动,特别是当她听到张治中手下的一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的赞语后,更是兴奋了好几天。但遗憾的是,她却不能像宋美龄那样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头露面,无法在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前展现风姿。

  江青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但她毕竟是一个有强烈好胜心和炫耀欲的女人,在难以公开露面的情况下,她竟然悄悄地背着毛泽东,打电话秘密约见唐纳。不料,江青却未得如愿。也许她还不知道,此时唐纳不仅已从生活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而且在感情上也已另有所爱。据唐纳事后对人说,江青秘密约见他时,他对江青的旧情“已经一了百了”;而且江青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见她会惹事生非。

  不过,唐纳虽然拒见江青,却出人意料地见到了毛泽东,而且毛泽东还对他说了一句话。这是唐纳一生中跟毛泽东惟一的一次短短的会面,对于当时的情景,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念念不忘、记忆犹新。

  1984年9月29日下午,寓居巴黎的唐纳与从台湾来访的一位老朋友谈话时,曾经说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那一年,我仍在重庆。有一天,我接到张治中(当时是政治部部长)一张请帖,是在他家里开酒会,说明是欢迎毛泽东。当时我很奇怪,何以有我?虽可能酒会后看戏,但看的是‘平剧’又非话剧,无论如何轮不到有我!但我抱着一种好奇心理也去了。当主人介绍我与毛泽东相见时,说:‘这位就是当年的唐纳!’毛泽东一面显得惊讶,一面紧握我的手瞪大两只眼,说道:‘和为贵!’因为我不明了他的用意,支吾而过。”

  邀请唐纳参加欢迎毛泽东的酒会,到底是不是有人特意做的安排,人们不得而知。而且,即便对于当事人唐纳而言,也不明白“何以有我”。他之所以去见毛泽东,是因为“抱一种好奇心理”,而且持有请帖,名正言顺。而毛泽东短短一句话,则不仅使他略显慌乱和尴尬,也给他留下了另外一份更难琢磨的“好奇”。

  实际上,毛泽东的一句“和为贵”,可谓将家事、国事一语双关,既道出了他和唐纳猝遇时的机智和幽默,也说明了他是知道江青以前的婚事的。

  在和陈璐分手后,唐纳在数年中一直独身,忙于写作。1945年上半年,他才在蓝苹、陈璐之后,爱上了女演员康健。他们一度在重庆打得火热,但在抗战胜利后,不知何故又告分手了。

  感情终有归宿

  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唐纳又回到了上海。在《文汇报》总编、友人徐铸成的邀请下,他辞去了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工作,转而出任《文汇报》的副总编。

  1947年8月,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在上海举行记者招待会,唐纳应邀出席。当时,《自由论坛报》的一位女记者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顿生爱慕之情。这位女记者是国民政府前驻法大使陈菉的三女儿陈润琼,她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也很纯正,谈吐非凡,举止端庄,堪称才貌双全。

  唐纳对陈润琼一见倾心,而陈润琼却没有很快响应。于是,唐纳开始了一番苦心孤诣的疯狂追求。1949年,陈润琼赴香港工作,唐纳也调往出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1949年2月,陈润琼去美国到联合国工作,唐纳也随着到了美国。他先在《纽约日报》供职,后又到联合国的一家中文印刷厂工作;1951年,陈润琼前往巴黎,唐纳照样跟踪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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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12月23日,唐纳与陈润琼结婚

  唐纳如影随形,紧盯不舍,而且每天都给陈润琼献上一束花,同时送上一封用蝇头小楷端端正正写成的情书。

  这一份痴情,使陈润琼深受感动。渐渐地,她发觉唐纳不仅富有才华,而且为人善良,极重感情。1951年,陈润琼终于答应了唐纳的求爱要求,两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从此,唐纳的感情才最终有了真正的归宿。

  在巴黎,这两位记者弃文从商,开起了饭店。从最初的“明明饭店”,到后来的“京华饭店”,再到“天桥饭店”,生意日益兴隆,越做越红火。

  唐纳和陈润琼结婚后,生有一女,取名为马忆华,其含义不言自明,乃想念故国之意。

  一向重感情的唐纳,不仅对所恋之人一片痴情,而且对生养自己的祖国同样是赤子情深。他后来之所以会离开上海远赴海外,一方面和他对陈润琼女士的爱恋之情有关,另一方面还有一层难言的隐衷。

  这层隐衷,在唐纳于1949年2月初从香港写给上海的郑君里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大陆眼看就要解放,实现了我们的愿望,《文汇报》的同仁都是‘青春结伴好还乡’,惟有我是不可以回上海了。抗战时,阿苹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打过电话约我在‘凯歌归’酒家见面,我断然拒绝了。在我这个方面,已经一了百了……前天我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我‘鸳梦重温,凶多吉少’。我信他,我现在很认命,没有一个人比我更爱过阿苹,我曾经为她的出走几乎自杀;也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她,她心狠,她什么都下得了手。别了祖国,别了上海,别了青春,别了朋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一封和着泪水写成的信,倾吐的无疑是唐纳的肺腑之言。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在江青荣登“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宝座之后,唐纳的知交好友郑君里、赵丹等人纷纷受到无情迫害。而唐纳幸亏远在海外,“旗手”鞭长莫及,才使他免遭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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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罗青长(右一)、叶选宁(左二)、叶选基(左一)陪同会见。

  直到“文革”结束后,唐纳才得以多次返回中国大陆,几度重游上海,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不过,他每次回来都行踪秘密,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仅限于走访几个当年的亲密朋友而已。

  缘于唐纳和蓝苹曾经有过的那段关系,身居巴黎的唐纳经常碰到不速之客的造访。就连一位曾被江青视为她自己的“斯诺”、在江青授意下为其立传的美国作家维特克,在得知唐纳隐姓埋名于巴黎的消息后,也难抑心中的好奇和激情,专门两次前去登门拜访,并提出愿以20万至30万美金为酬,与他合作写江青。但维特克的这一要求,被唐纳坚决拒绝了。

  曾有海外报纸刊登消息说,唐纳为招徕顾客,在自家开设的饭店二楼举办过江青照片展览。唐纳对此断然否认。他坦诚地说:“我这个人,不但不念旧恶,而且一旦绝交,也是不出恶声的!”

  唐纳晚年曾计划写一部自传,为此他曾托人寻找自己当年在济南写给江青的那封长信,以及江青当时写给他的两封信,寻找当年各报的报道。但是他虽然几度提笔,却在未能写出这部自传时便被病魔缠身了。1988年,唐纳因肺癌病逝于巴黎,享年74岁。

Saturday, 11 July 2020

闲话杀人魔王张献忠 | 鬼首天龙

明初大将蓝玉涉嫌谋反被朱元璋剥皮揎草做成人形模特在全国巡展,因蓝玉的女儿嫁给了朱元璋封在蜀地的儿子,是为蜀王妃。蓝玉的人皮模特传到成都后被蜀王妃苦苦哀求停留下来,不再继续前行继续巡展,蜀王妃把自己父亲的人皮模特暗中供奉起来。张献忠进成都之后,发现了这具人皮模特,他感到非常好奇,特别想弄明白这人皮是如何完整地从人身上给剥下来的,于是命手下士兵活剥人皮给他看,并亲自动手进行科学研究。所以,明朝有从剥皮始,到剥皮终一说。


关于张献忠,我曾经潦草地写过一篇闲话,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最近与朋友再次闲聊起张献忠这个杀人魔王,有些新的想法和觉悟想补充进来,以供对张献忠这个人有兴趣的读者们做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在上一回闲话张献忠的时候,有个胖子对我说:你不要先入为主地把“杀人魔王”的称号戴在张献忠头上好不好?张献忠屠川是满清统治者的栽赃陷害,这是一定的!我看了一眼他那满身多余的肥肉,便不再说多余的话了。不跟胖子一般见识,是我十八个座右铭中的其中之一。


张献忠在成都登基称帝,大行封赏文武百官,一顶顶乌纱帽发出去之后,就返回后宫里睡觉去了。数月后有人禀报,库房里没有银子了,百官们领不到薪水了。张献忠感到很奇怪,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们接受我的官职,还来领取我的银子,有这道理么?以前这帮傻逼靠什么生活着?属下告诉他:你封人家官职,就得发人家俸禄,人家打工是为了吃饭。以前成都的逼格低啊,现在是个帝国范儿,满朝文武都得吃饭!张献忠闻听大怒:妈了个巴子的!老子辛辛苦苦打天下,难道是为了养活这帮没有卵用的孙子么?让他们滚蛋!属下说:万万不可!这帮读书人回去之后会说咱们坏话的。张献忠一挥革命的大手:杀!


张献忠没有亲生的儿子,手下有四个义子干儿,各领一支部队为他卖命。其中张献忠最宠爱的义子孙可望有一次征战班师回到成都,朝中很多文武官员出城十里以外等候迎接,张献忠看在眼里,心中很不是滋味,叫手下把这些大臣的名字记录下来,等孙可望叩头拜见他之后,他牵着这位义子的手,边走边回头命令道:把那些出城的官员们都砍了!孙可望大惊失色,却一个字也不敢说出来。这就是张献忠,你可能会问我:这人脑子没病吧?质疑英明领袖的脑子是否有病,你是活得腻歪了还是活得不耐烦了?


张献忠成都称帝之后,他少年时的私塾老师从陕西一路逃难投奔他而来,张献忠非常高兴,他要以国宴级别的规格让百官陪坐,为了在小时候的老师面前显摆自己一下。侍卫太监告诉他说:这场宴会有个难处,鸡鸭鱼肉啥都没有,荤菜没法料理了!张献忠非常愤怒,不是一般的愤怒!这时,刑部的大臣告诉他:厨师们料理过人肉大餐,只要把作料加重,是吃不出来人味的。张献忠说那好吧,明天给我开张人肉宴!在宴席之中,张献忠对文武百官察言观色,好像确实没人有异常神色质疑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在宴席之后,他叫来四个领兵的义子,说你们可以出征了,人,就是粮草!


明朝的官兵和张献忠的部队连年互相砍杀最后都成叫花子一样了,没有粮草无力继续征战。在当时,作战双方谁能够种出来一茬庄稼,谁可能就是下一轮砍杀的胜利者。张献忠被谋士劝说,命令士兵开荒屯田种庄稼,并严格命令不得宰杀耕牛。但是,原本的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汉子们,当了十几年土匪强盗之后,再也不愿意拿锄头把子了,士兵们寻找各种理由和机会把用来耕地的牲口们宰杀吃了,此番屯田政策最后以失败告终。张献忠知道这种局面不能维持下去了,在人肉宴之后,命令将士们再次出击,满四川的四处劫掠杀戮。名曰:草杀。


据说张献忠在成都立有七杀碑,传说他曾经连喊了七个杀字,认为天下之人都可杀。关于这个七杀碑有各种讲法,其中一个解释是说张献忠在成都杀过七种人,最后一种是寺院里的和尚们。当时成都的民众都已经骨瘦如柴面皆菜色,唯有寺院里的和尚们红光满面肥头大耳,一副我们的生活比蜜甜的幸福模样,原来是和尚们在寺院里种有菜地,还有得一口吃的,张献忠得到探报之后,下命令把和尚们集中起来做法事,然后一刀一个超度和尚们上了西天,可怜这些吃斋念佛的和尚们顿时成了士兵们的腹中粮草。


 张献忠曾经在成都开科举,来自四川各地的士子们交上答卷之后,张献忠挑了几个被推荐上来的卷子,他要钦点状元。他看了一下卷面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并不认识多少字。于是叫人读来听,他是越听越不明白,之乎者也地把他给搞蒙了,于是他暴怒:连他妈人话都不会说,大明朝养你们这些屁用没有的读书人,焉有不亡之理?都给我砍了!


 张献忠杀读书人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读书人不稼不穑,百无一用,活着就是浪费粮食。有人告诉他说读书人心眼多且坏透了,肚子里满是对帝王的诽谤之词,生活的主旋律就是挑动乡里百姓的不满情绪,危害社会安定破坏大好的政治局面,要想维稳统治秩序,必须杀光读书人。张献忠深以为然,今天成都青羊宫百花潭是当时读书人的刑场。也就是说,张献忠在成都的开科取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杀局。


张献忠为人喜怒无常极具个性,他杀人的理由千奇百怪。有一次张献忠宴请百官,酒席中有人吞云吐雾在吸烟,那时烟草刚刚传入中国,有钱人以为吸烟是时尚,一时流行。张献忠拿过烟草来吸了一口,顿时暴怒震天:上天给你们土地,你们不种粮食,却种这饥不果腹渴不能饮的东西,真是罪该万死!老子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上天?于是当场把吸烟的人们拉出去给砍了脑袋。码字到这里,我那刚抽过烟的手直哆嗦。


张献忠的士兵开始以人肉为粮草之后,成都城内笼罩在恐怖之中,有的人家觉得怎么也是没有生路,干脆决定合家自杀,好在死在一起。张献忠闻讯之后决定严厉制止这种无端自杀寻衅滋事的犯罪行为,他命令士兵在每一户家门口站岗监督,不许恶意自杀,不许面带悲戚,出来进去的必须呈现幸福满满的表情,因为在士兵们想吃你的时候,要保证人肉是新鲜的。大明朝的人间地狱是怎么炼成的?这是一个问题。


张献忠终于决定撤离成都了,因为实在是呆不下去了。在他率领军队撤离成都的时候,贼性发作一把大火把成都化为灰烬。望着烈焰腾腾,百官中有四川籍的泪眼婆娑,心中悲痛万分。张献忠看了这帮人一眼,命令道:没有马骑的文官就地处决!有人跪倒哀求让该死的人们自生自灭算了,皇上您简直为人*&民操碎了心!跪,是炎(*黄子孙最喜欢的一种人生姿势,做人的尊严乃至生命,他们以为是可以跪来的。张献忠语重心长地告诉众人:没有马骑,怎么行军?这些读书人弱不禁风,落伍之后就得被士兵吃了,朕杀了他们,是赏他们全尸!这特么地简直是皇恩浩荡啊!


张献忠的部队能征惯战横行一时,他能与李自成齐名不是徒有虚名,他的部队在战败对手之后,有时候也大发慈悲不杀卒降,但是要砍下降卒的一只右手。书中记载,有个降卒耍滑头,以为自己比别人多个心眼,被砍时他伸出了左手,被一刀砍下之后,只听一声断喝:再把那只手伸出来!于是又是一刀,成为甲级残废退伍军人了,从此之后去火车站买票不用排队了,每到十五的月亮当空照之时,总有人唱给他听:军功章啊,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啊!


张献忠喜欢诡诈之道,爱好愚弄民众,这是所有“”威达零绣“”的通病,总以为天下人都是傻逼。张献忠经常白日说胡话,告诉左右昨夜做了个什么怪梦,梦见了什么场景,遇到了什么奇人,给了他什么东西。左右人心领神会,马上连夜去给他制造布置相应的场景,然后假装惊喜发现,马上昭告军兵和百姓,以为张献忠上应天命是真龙天子横空出世。有几次身边人没有领会张的意图,当他胡说八道没有放在心上,然后脑袋就被砍掉了。杀人这件事对于张献忠来说,就跟韩国人每天必须要吃泡菜一样。好像也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对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张献忠手下有个大将,叫马进忠,张献忠给过他一道圣旨,当马进忠跪下接旨,只听太监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操你妈了个巴子的,然后是巴拉巴拉什么的还是一通狂骂,这让马进忠同志的自尊心遭到严重伤害,勃然大怒之下,当场砍了宣旨的太监,反了。后来带领清兵找到了张献忠的行踪,于是张献忠被杀死,结束了暴虐狂躁的一生。


关于张献忠屠川,是一个并不美丽的传说,今天有很多人认为是满清统治者的栽赃污蔑,我并不以为然。在中国历史上,但凡进据四川的军阀兵头,没有不好好经营的,这是个称王称霸的好地方,即使在乱世之中,也可以苟安一时,享受腐朽生活几十年,张献忠为什么不经营四川?这个土匪是把人杀绝了,粮食抢光了,不得不走。倘若成都城里一派歌舞升平,大四川和谐盛世景象,七杀碑会从天上掉下来吗?


张献忠的研究者们查阅的资料大量来自民间,有的史料并不偏袒四川的富人和读书人,有的甚至认为四川人德行不好,张献忠不过是上天派来惩罚他们的,很多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的很清楚,这是对张献忠暴行的肯定态度。另外,在张献忠的军中,有两个洋人传教士,目睹了张献忠的暴行,他们的笔记成书,现在海外还有出版,中文版《圣教入川记》在淘宝上有卖,260元人民大币,挺贵!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八蛋们发动侵犯他人生命和掠夺他人财产的统一战争,最后攻取成都时都是一场大戏,要么惨烈异常,必然死伤无数,要么蜀王投降归顺,不再抵抗,这必须有一场政治大彩排。然而,满清军队入川,并没有遭遇顽强抵抗,是因为当时的四川几乎已经成了无人区,后来湖广人移民填川,让四川几十年后才恢复起来一点人气。  清军并没有为攻取四川付出什么代价,这在历史上的统一战争中不可多见,张献忠的余部在他死后,杀了鼓动张滥杀的谋士,约束士兵暴行,却也不见容于四川各地民众,抗击大西军是必须的,张献忠的余部无奈,跑到云贵地区和南明小朝廷厮混在一起,直到被灭亡。


说道张献忠,有一个节点需要注意,一是张献忠并非是一个上无片瓦遮风挡雨下无立锥之地安身立命的穷苦屌丝,他家有土地几十亩,他父亲是一个赶大车的,经常跑去成都的运输业务。按照新中国的阶级成份划分,张家不是大地主也是大富农,按照今天人们的眼光来看,算是社会上中产阶级了。张献忠是娶过老婆的,有一年带着老婆回娘家,半路上走进一家餐厅打尖吃饭,这餐厅的主人叫罗汝才,是明末农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此人足智多谋能言善辩,他开餐厅的目的就是为第一任闯王高迎祥物色天下英雄好汉,鼓动人们造反大明朝。


张献忠在罗汝才的眼里不是个俗物,以为他有英雄气概,于是鼓动他奋起造反,一起终结大明朝的黑暗统治,张献忠想都没想,说我凭什么造反啊?我是有家有业有老婆的人,我爸是赶大车的,日进斗金我不会欠你的饭钱,你可以给我开瓶路易十三!罗汝才闻言笑道:兄弟,你看看当今的天下,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普天之下莫非贪官,率土之滨莫非污吏,一个个读圣贤书走进官场的不是装逼犯就是王八蛋,别以为你有几个糟钱就能万事无忧,身为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他们呆宰的肥羊罢了。我相信不出三年的时间,兄弟你一定会揭竿而起,成为一方豪杰!张献忠当时把这话当作天方夜谭,三年之后,果然造反!


张献忠这个人我关注他的事迹很久很久了,收藏了很多有关他的资料,由于工作的关系四海为家不能随身携带,所以我写有关历史的文章都是凭记忆码字。张献忠与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军中的两个最著名首领,这是两株奇葩,也是两个毒瘤,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恶毒之气,令今天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们感到不寒而栗,并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标榜以德治国的大明朝结出这样的恶毒之果?


Sunday, 1 March 2020

ZT: 习近平的假“初心”与真困境

习近平的假“初心”与真困境
2020-02-27

有位来自Sydney的博主吴言,发文称习近平若能熬过疫情,将继续贯彻共产主义初心,且能“轻松实现”。那他熬的过疫情吗?吴说,当然,无非代价大小。吴博主这么看好习一尊,依据何在?无非是一尊以前这么说过。事过境迁,这些话还能算数吗?你把连工都开不了的民企收归国有,国家养的了这些民企吗?批判一尊的初心是一回事,他能不能实现初心,国内党内当前的形势、人心向背,是另一回事。你要混着说,就误导网民了,好像一尊有多大法道,能心想事成似的。
和吴博主的“看好”相反,我赞成说:此次疫情是自六·四以来中共政权遇到的最大危机,很可能是专制体制垮台的开始。历史上,凡是统治集团无法再按原来的方式统治下去时,改革和革命就会发生。现在习的愚蠢颟顸,文过饰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已是全党全民的共识,你有多少“大军作后盾”,人心是扭不过来的。谋私党若真有理性,想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就要止损,就要纠正一尊体制。怎么纠正?很简单,不动声色地恢复任期制(注意,任期制从未被正式废除,只说不受2届的限制),一尊到站下车。然后,放宽言论,放松维稳,回归法治,重启市场化改革,无形中就把习的反改革-反人民的路线否了。可重起炉灶后还是一党专政啊?那没办法,路只能一步步走,从开明专制中培育出公民社会,从公民社会中、从谋私党的分化中产生出反对党,然后才谈得到民主宪政。所以许章润教授呼吁的就是这件事,利用新冠病毒危机,把皇帝拉下马,争取言论自由,重建公民社会。
诸位还记得习的反改革-反人民路线是怎么来的吗?是从王岐山解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来的。托克维尔说,革命往往是发生在统治集团开始改革的时候。前苏联的千里之堤,就是毁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蚁穴,殷鉴不远。但这里,诸位要看清一点:改革是革命的契机,却不是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原因是旧制度,旧制度维持不下去才不得不改革。这就是当前中国的坎儿,刘晓波唤不醒的人民,可以被李文亮、被爆发的疫情、被习一尊的昏庸所唤醒。
现在疫情还在发展,继续封城堵路,严格隔离,让7亿人持续冬眠,还是复工开工,防止供应链断裂,市场漂移?是出现大面积的二次感染,还是让已经损失2个月时间的中国经济跌向谷底?不是什么后果,多大代价,中国都能承担,谋私党都能承担,习一尊都能承担的。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不管什么样的苦难,最后都是落在老百姓头上,最后都会都会转变为对执政者的不满,和对改革与革命的认同。
我一贯的观点是,中共统治的前朝与后朝要分开,革命党和谋私党要分开。谋私党党魁习一尊的初心不是共产主义,是终身执政。共产主义是老毛的革命党的追求,他们另辟蹊径,不走“土豆烧牛肉”发展生产力的路,想用阶级斗争触及灵魂,穷过渡到共产主义,他们占据道德制高点,荼毒天下,还对百姓横得不得了。谋私党呢,知道自己那合伙谋私的“共产党的家业”不占理,没有合法性,但也不能不装横。否则8~9千万党员vs14亿百姓,真唬不住了,谋私党连重演六·四的机会都没有。什么大数据、摄像头、人脸识别、微信群掺沙子、学生特务、舆情引导员,那是他们心虚。可他们越知道人们的不满,越不知所措,因为没有镇压的合法性——咱谋私都谋成这德性啦,人家反你不是很正常吗。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一尊画像,若在前朝,公检法领导小组,二话不说,抓起来,开公审大会,直接就毙了。现在呢,送回老家,在精神病院关一段,家长领回去,不再发声,维稳就能交差了。去年香港反送中,数万武警在深圳河畔,伸拳踢腿,飞沙走石地比划半天,到底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去年预言重演六·四的博主们要反思,不是只反思这一次看走眼,是想想我说的前朝变后朝,此党非彼党的道理。谋私党要的是“五子登科”的特权,不是要制造恐惧,欠下累累血债,让谋私变成不可能。对一个农民工,稳定只意味着每月3~5千元,对常委、局委、中委那是几十上百亿。光脚的和穿鞋的,谁怕谁?要让谋私不破局,就得先从自己这头维稳,不能把百姓逼反了。
我知道我的思路往往与多数博主相左。思想方法上的分岐是两条:1)我看的是当权者行为做事前后一贯的逻辑,不把他们的屁话当真,他们的鬼话想要人们相信什么,反而暴露了他们的动机。2)我不迷信权力,我看重社会人心的变化。说来惭愧,我15岁就尝过权力的滋味,被“革命群众”推举为文革筹委会委员,执掌全国重点的上海中学一个多月,直至“一月革命”被造反派夺权。是,你有权,人家不得不服从你,但你自己知道自己内心的茫然和是不是在胡闹。那时象一首歌里唱的:心儿象年轻的太阳,真诚又活泼。结果我从此恨做官,恨开会,恨不得不装蒜,且看破红尘“说大人则藐之”。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说,权力就是一种“想象的构造”。只要大家都同意,完全可以沐猴而冠,你会崇拜猴类的“人民领袖”吗?赵紫阳回忆说,造反派在广东夺权后,日常的社会行政管理,经济财政调度,与上下左右怎么打交道,全不懂,还得天天来问他这个走资派,这算谁在掌权?有没有权力,看3件事: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众人信服你的主张,听你的;你做成了事。拿这3条来对照习,说他取得了毛一样的权力,不是胡扯吗?毛,不说打天下,把史无前例的文革搞了十年,至死方休。习呢,连足球、厕所都算上,干成了什么?
习在疫情面前“亲自”贻误战机,误国害民,捅了大篓子,千夫所指,后面的辩解,越辩越露怯,《求是》的文章,武汉湖北书记换人,都是断尾求生的自保姿态(武汉市长他就不敢换,周市长明说,不是我隐瞒,是我无权公布疫情,谁有权?天下皆知。周市长若下台,必向人民谢罪,把习昏君的底牌抖出来),习哪还顾得上实现共产主义?
本来谋私党就不可能象革命党那样集中权力,因为谋私都是各谋各的,你的谋私凭什么凌驾于我的?大家捧着你是唬老百姓的,共同目标就是维稳,不让谋私破局。现在你若民心丧尽,大家为什么还捧着你?这是习昏君的真实困境。如果习竟然能安然渡过此次疫情危机,20大上破例连任,那只说明2件事:1)谋私党太渣,除了习这套警察+空话的维稳路线,谋私党也实在无人可用、无路可走,谁都不愿接这个烂摊子,谁都不敢改革,甚至不敢稍微改善一下党国的治理。2)中国的民众太愚昧太现实。我在VOA节目后跟帖说,中国民间不敢或不肯造反,不是象嘉宾说的怕警察,或信党的宣传(疫情把“厉害国”打回病猫的原型),就是因为执政党控制着他们的饭碗。现在执政党至少能让他们吃饱,而新体制下,饭碗在哪?是什么样?不知道。那造反图什么?思想自由?中国人现在满心想的是财务自由。
国内微信群的群主,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我说,我理解国内民众只能与现有体制共处,但骑驴找马,总要向更好的体制努力,至少,不能眼看着现体制越变越坏,惹出这么大乱子,大家都还只敢悼念李文亮,不敢支持许章润、许志永,发泄一通,又归于平静。
我和诸位认知上的落差,就来自意识没意识到,前朝变后朝,此党非彼党。我对群里说,中国现在人均GDP都9000美元啦,你们还总拿习共的假话、套话往毛共的意识形态上扯,用大饥荒,文革时的观念,自己吓唬自己,不荒唐吗?50年前,我在云南洱源插队,出工一天1毛1分钱,买不回自己的口粮,365天都出工,一年才6美元。6到9000,才50年啊,怎么可能什么都没变呢?这些话,不管是站着说,还是蹲着说,腰疼还是不疼,事实就是事实。
经历过前朝与后朝的我们这辈人都垂垂老矣,现在活跃在舞台中心的60、70、80后没有我们的体验和比较。但别为了表态或大批判而写文章,把习共的屁话当了真,反而掩盖了他们执政的实质、做事的逻辑和虚弱的本质。对你,也许只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对网民却是一种误导。咱不帮习共糊弄百姓,没那么难吧。

ZT:新冠触发了中国经济崩溃的第一张多米诺牌

新冠触发了中国经济崩溃的第一张多米诺牌
 2020-02-29 22:13:20  《上报》

2020年武汉大规模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说是中国经济的黑天鹅事件,中国这个难以预测的黑天鹅病毒疫情更引起全球市场连锁负面反应,甚至颠覆世界经济。
对于这样的疫情灾难,中国经济学家甚而表示:“以整体来说,由于中国政府已对加强疫情防控做出全面部署,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暂时性、是阶段性的,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趋势和基本面。但与2003年的SARS相比,关键不同之处是中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2003年,中国贡献了全球GDP的4%,但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3%。其更指出,中国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交易伙伴,是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占世界贸易比重升至近12%,也占世界进口总额10%以上。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市场规模以及与全球供应链网络的枢纽地位,新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影响不容低估。”
  这样的说法确实有某种程度上的正确,现今的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供应业的关键地位,是世界各国制造经济的重要“水龙头”。但由于这次严重的肺炎疫情,有逾128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人,或来自中国的旅客采取入境管制措施,连带的产品货物、集装箱等也会受到严格检疫,进一步甚至可能会被要求延迟通关时间,俨然对中国人货“进口管制”。而中国封闭隔离、延迟开工、暂停生产等因素都将影响生产活动,直接冲击全球生产和订单,扰乱全球供应链秩序。
  但中国的经济是否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Domino Effect),看来也不是不可能。中国不只在对外贸易的危机显而易见,在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恐怕也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正在经历关键经济结构改革重组,不仅面临重大的经济挑战,更有陷入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而中国内部的几个经济危机:
  首先即是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有中国学者认为,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带来的将是摧毁性的破坏。除了房价全面上涨与经济走势和居民收入预期背离,缺乏基本面的支撑;恐慌性购房、投机性购房更会增加经济脆弱性,加大金融风险;房价过快上涨加大收入差距,损害社会公平;此外,房地产利润丰厚,远超出实体行业收益,打击企业家创新的信心,也提高创新的成本。
  其二、金融呆帐问题。高杠杆率成为了中国金融呆帐的根源,在实体部门所呈现的是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则是信用过快扩张。从中国国有企业高杠杆率的情况来看,截至2017年末,中国一定规模以上的国有工业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60.4%,负债率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而因体制机制因素使然,资产负债率回落速度亦慢于非国有企业。
  其三、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极高。在中国政府每年以GDP 7%为目标的增长,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并不相符的情形下,不得不举债,并且必须启动“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专案来刺激经济;再者,维持日常收支平衡,而单靠财政拨款是不够的,地方政府需借助地方融资平台、购买服务、PPP、各类发展基金和引导基金等。
  其四、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产能过剩原因在于供应端,供过于求使得产品价格无法上涨。其主要原因归根结柢则是负债企业无法出清,仅有少量的资金来偿还贷款利息,而难以偿还债务本身,以至于永无止境地依赖银行(债权人)继续存在。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愈演愈烈、中国这个“亚洲工厂”在世界供应链枢纽难以动弹的情况之下,已成“休克性断链”。中国除了须面对武汉肺炎这只黑天鹅之外,国内早已存在的房地产泡沫、金融呆帐、地方债、产能过剩、金融危机等问题亦无法在短时间内舒缓。此外,美中贸易问题,第一阶段的协议中国能否履行抑或是如何开脱,更是中国政府另一个难以回避的政经问题。现在的情势对于中国而言可谓是火山爆发的前夕,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片倒、片片倒呢?已经掉毛的黑天鹅有办法浴火重生吗?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全世界都在关注。

Saturday, 25 January 2020

ZT:帝国对抗瘟疫的最后一战

帝国对抗瘟疫的最后一战
2020-01-25 


当下疫情严峻,武汉封城,全国揪心,共克时艰为第一要务。
而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在面对瘟疫的举措和表现,而今看来,有很多令人动容和深思的细节。
***
1910年,宣统二年,在千载未有变局中步履蹒跚的帝国,已进入寿终正寝的倒计时。
内忧外患,变乱纷起,财政千疮百孔,但外表竟还有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尊贵的摄政王爷载沣看来,帝国正在励精图治,立宪大计按部就班。


军队改革也成效卓著,河间、彰德两次盛大阅兵,一派兵强马壮。

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帝国打了个踉跄。
事发10月25日,同样是个冬天。在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两名从俄罗斯归国的劳工,在旅店一夜暴亡,尸体呈紫黑色,死状可怖。
十二天之后,同样是两名劳工死在哈尔滨旅店,并将令人胸疼、咯血、呼吸困难的奇怪症状传给了同住旅店的四位房客。
帝国政府收到了第一份疫情报告。
其实,此前瘟疫在国境之外已悄然萌芽。
侵占我国大片领土的沙俄,因人力不足,当时招募了大量闯关东的中国劳工,很多劳工的工作,是在西伯利亚的旷野捕猎旱獭。旱獭是珍贵的毛皮动物,却也是鼠疫杆菌的重要宿主。于是,中国劳工的聚集地,陆续有人出现鼠疫症状。
因为西伯利亚地广人稀的缘故,一开始疫情并不严重。但沙俄政府出于极端自私,不仅隐藏消息,还将出现症状和疑似症状的劳工强行驱逐回中国,从满洲里到哈尔滨这条路,正是他们返乡的必经之途。一路上天寒地冻,大多数人只能在拥挤密闭的小旅店、大车店中投宿,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概率。
很快,瘟疫在劳工聚集的哈尔滨道外傅家甸地区大规模爆发。很多人全家死去,尸体随处可见,街道犹如鬼城,连前来处理的警察也纷纷倒下。

数年之前,以哈尔滨为中心、贯穿全东北的T字形铁路网刚刚通车。这在当年绝对是黑科技,但此次此刻却成了瘟疫传播的帮手。瘟疫顺铁道一路蔓延,长春、沈阳接连失陷,关内的河北、山东也爆出疫情。

越来越多的人倒下,而人们对瘟疫的原因竟一无所知。
眼看就是帝国子民的灭顶之灾。
要知道,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就是鼠疫,死者三四千万,差不多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当年的疾病传播绝无此时迅捷,而此时应对鼠疫的治疗手段相比黑死病时并无实质进步。抗生素的发明,还要到几十年之后。
不过,一直被反复抨击、唾骂、耻笑的帝国政府,在当时的反应还算及时。
高层没有把重心放在管控信息、维稳、处罚“妖言惑众者”这些事情上,而是尽其所能,派出了所能找到的、最精英的专家队伍。
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力荐,拥有剑桥医学博士头衔的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时年31岁的马来归国华侨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

他带着助手,手提满满一箱检验器材,于12月24日抵达瘟疫中心哈尔滨。

伍连德的第一个任务,是要锁定瘟疫的病原。
最直接的办法,肯定是解剖尸体做病理分析。但在当时中国,拿死人动刀是与老祖宗的规矩相悖的。权衡再三,伍连德选择了一位死于瘟疫的日籍女子,在一处简陋的民居秘密进行。显微镜下,鼠疫杆菌暴露无遗。这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
这是一场恐怖的鼠疫。
但伍博士很快陷入了矛盾之中——按传统理论,鼠疫主要通过动物媒介,只要做好鼠类和跳蚤的灭杀,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滴水成冰的东北严冬,动物活动困难,本应不利于鼠疫扩散,可鼠疫偏偏还在快速扩散。
伍博士带着疑问,冒着生命危险反复深入疫区中心傅家甸。他发现很多家庭都是室内一人染病,很快感染全家,而室内捕获的家鼠身上并无鼠疫杆菌。

于是,伍连德提出了一个前人闻所未闻的大胆理论——这一次的鼠疫,存在人传人的情况。而且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这就是日后医学界熟知的“肺鼠疫”。
但是,这个理论在当年太过石破天惊。法国权威专家梅斯尼当时也在东北,他对伍连德的理论嗤之以鼻,仅仅按传统理论进行防护,便放心大胆去诊断患者。
结果,六天之后,梅斯尼染病去世。学术界震惊,至此相信了伍连德的理论。
同样对他表示信任的,还有身陷灭城之灾的哈尔滨全城,以及整个帝国政府。
伍连德争分夺秒的提出了一整套防治方案。
——在治疗方面基本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唯一的求生之道是防,是要掐断鼠疫的传播扩散之路。

他的方案,今天看来也是很先进的。这套方案有三个原则,三个大招。
第一招是管理传染源。
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一旦发现马上送到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病人房屋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这一方面最难啃的骨头,还是尸体处理,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根深蒂固。但当时东北大地土硬如铁,在无法深埋的情况下,只剩下了一条路,烧。
伍连德反复做工作,在朝廷圣旨支持下,1911年1月31日,辛亥年大年初二,伍连德亲眼见证之下,傅家甸2200具病人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葬。

第二招是切断传播路径。
既然肺鼠疫可以人传人,那就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对人员流动进行必要管制。政府从长春调集1160名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疫区被分成红黄蓝白四个区域,每个区的居民佩戴同色证章,只能在本区活动。

伍连德提出的“疑似”概念,以及疑似患者每天测量体温、检查症状,连续七日正常方可解除隔离的处置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可能成为传播载体的疑似者,被伍连德安置在由120节火车车厢改建的隔离营中,营中设置医护人员和巡警,严防交叉感染。由此,中国开始建立起最初的现代防疫管理体系。
同时,为了避免疫情持续扩散,从1911年1月开始,东北境内铁路陆续停驶。1月13日,帝国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凡经过旅客,均需停留五天观察。1月15日,陆军部加派军队,阻止入关客货。1月21日,又下令断绝京津交通。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封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整个东北。
第三招是保护易感人群。
伍连德认为,易感人群包括疫区附近居民,特别是其中抵抗力低下的老幼居民,也包括在一线与病患频繁接触的医护人员和警察。
他要求医护与军警严格佩戴口罩。帝国工业基础孱弱,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他因地制宜,发明了一种纱布口罩,双层棉纱夹一块吸水药棉,称为“伍氏口罩”。
这种口罩成本低廉,防护性能虽不如现代产品,但相比暴露面部毕竟是巨大进步。
显然,上面这些方案再先进,没有当局落实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所幸,东三省地方政府和帝国高层,竟然迸发出超乎寻常的行政效率,迅速调集资源,付诸实施。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每日报送的死亡人数超过200,傅家甸居民死者超过四分之一。但在三管齐下的策略之下,形势开始逆转。
1月31日,傅家甸疫区死亡人数掉头向下。2月20日,所有采取防疫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均开始下降。
3月1日,哈尔滨首先实现了零死亡。到四月,鼠疫终于彻底扑灭。
事后统计,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相当于东北1400万人的0.4%左右。不可谓不惨痛。但相比起事之初人们的估测,包括外国学界与媒体的估测,又是个巨大的成就。
当时外媒认为,如控制不当,这很可能又是一次世界性灾难。
横向比较,且不说惨烈的欧洲黑死病,五六十年前云南鼠疫,死者差不多有一百五十万人,昆明人口损失一半。十余年前香港鼠疫,是病情较轻的腺鼠疫,且在大英帝国治下,仍有两千五百人死亡,考虑到香港当时仅二三十万人,死亡率高达1%。
经此一役,伍连德博士和他开创的现代防疫体系功不可没,他这一代的中国医者,深入死地,义不惜身,总结实践的诸多宝贵经验,至今仍在福泽后人。
知道伍连德博士事迹的人其实不少。但当时面对重大疫情,站在伍连德背后,支撑他的帝国行政体系,迄今为止,研究和关注的人并不太多。
不想谈太复杂的“体制问题”,只提一个人,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
东三省总督这个职位,如套用日下,大概相当于黑吉辽三省的省委书记兼省长,位高权重。时任总督锡良,蒙古镶蓝旗人,属于晚清政界的开明人士,素有能吏之名。
在岁月尘封的历史档案之中,锡良在瘟疫中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没有出于对红顶落地的恐惧,封锁消息,欺上瞒下,而是反复向朝廷上书,奏报疫情。
档案中也找不到他在此时此刻“观看文艺演出”或是“组织群众集会欢度新春”的记载。反倒能看到,他发电中东铁路各州县,要求把每天鼠疫在各地的流行情况及时用电报进行汇报,并且关于防疫电报一律免费。
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信息透明”。
他给予了伍连德充分信任,伍连德所有的专业建议,要变成切实有效的措施,都不可缺少锡良治下东北行政系统的高效支持。
当伍连德提出焚尸动议,各界反对纷纷,几乎无法推进的时候,锡良力排众议,支持他上书陈情,最终获得摄政王载沣支持,求得一道“奉旨焚尸”的宝贵圣旨。
在伍连德倡导下,锡良在吉林等地组建防疫总局,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卫生防疫行政体制。
防疫措施耗资巨大,费用吃紧,帝国财政紧张接济不上,锡良的办法不是向国民募捐,而是事急从权,向银行借款。
对于在瘟疫中冲在前方的防疫人员,锡良上奏朝廷,为防疫人员“照军营异常劳绩褒奖。其病故者,依阵亡例优恤”,当时定下的标准,医生殉职可以得到抚恤银1万两。清代一品大员年俸仅180两,对比之下可知分量。
都说防疫是战场,医生是战士。这位大清总督用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让这句口号没有流于空文。
同时,另一方面,锡良对防疫中庸碌无为、推诿拖延的官员,也是毫不留情,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都因“防疫不力”被革职。
锡良甚至做到了,在列强环伺的东北,成功击退了俄、日以协助防疫为名,对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染指。
他是一个走钢丝高手,而且是在钢丝上负重前行。
锡良是一个缩影,折射了那个衰老腐朽的帝国机体中,生命力顽强存在的那个部分。
在东北鼠疫的全程中,这种生命力从不同缝隙折射出来,例如,帝国在执行东北全域封锁、山海关五天隔离政策时绝不容情,不搞特殊。朝廷头品大员,太子太傅、钦差大臣郑孝胥从东北公务返回,老老实实在山海关隔离观察五天。
锡良也是一个寓言,证明即便是只剩一口气的腐朽满清政府,老老实实按科学规律办事,仍然能够有所成就。
在东北鼠疫被扑灭的1911年4月,在朝廷和总督的支持下,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成立。这是中国本土举办的第一次现代学术会议。伍连德当选为主席,为积贫积弱的帝国,赢得了最初也是最后的国际学术声誉。
六个月之后,武昌楚望台军械库,一阵枪声响起,帝国寿终正寝。她在对抗瘟疫这最后一战中迸发的生命力,终究不足以支撑她背负整个民族,踏入现代门槛。

这个时候,武汉三镇城门紧锁。待此地再次封城,已是一百零九年之后。
锡良总淡出政坛,七年之后,六十六岁的他患病,拒绝服药而死,以身为殉,后人又不知所殉为何。
伍连德博士继续在中国的医学启蒙的路上披荆斩棘。1914,他提议在北京建设现代化医学院和医院,这就便是后来的协和。
1918年,他主持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第一座现代医院,也就是今天的北大人民医院。
他还办了一座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发起了一个学会,中华医学会。
1935年,他成为第一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
年老之后,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开了一个诊所,过着为乡人看病的朴淡生活。
先前种种惊心动魄,全如过眼云烟。此刻神州种种壮怀激烈,也与他远隔沧海。
1960年的一天,他起床觉得不适,第二日便合眼而逝,年八十二岁。他走的默无声息,但中国的防疫史和医学史上,他的名字永世长存。
抚古思今,我们抵御瘟疫的战役还在进行,这是前所未有的全新病毒。但我们的经济基础、组织能力、科研水平、群众认知,都比一百多年强的太多。
我们也理应有,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和贤者。
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将代价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限度,也一定能让我们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经得起后人的反思和审视。

Sunday, 19 January 2020

zt: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文明” China has never been a “civilization”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文明”    China has never been a “civilization”

2020-01-18
自从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中,提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概念以后,又有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日前在一个论坛上讨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暗示,美中之间的大国竞争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美中争斗是与不同文明和非高加索人种之间的和竞争。这一说法立即遭到很多亚洲观察人士的批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史文(Michael  Swaine)对斯金纳的说法做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安德鲁·杨(Andrew  Yeo)也不赞同斯金纳的这个说法。实际上东西文明之争的说法在中国早就存在,但是近代以来  一直存在疑惑,现代评论者的批评仅仅停留在了表面,并不能寻找到这种说法问题存在的真正要点,更缺乏理论的依据。因此我们就这个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历史学的文明有两个指标
首先,我们要明确什么是文明?文明一词来自英文  Civilization。在历史学中具有城市和城市公民(citizen)的意思,它区别于具有农耕(cultivate)意义的“文化”culture。它有几个硬性的指标,城市,冶金技术,语言文字,还有大型的宗教中心等。中国现代基本具备了这几项指标,应该被成为文明。但是这种硬性指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无法分清自发的“文明”和移植的‘文明“。好像一个大学生的毕业标志是具有毕业证书,仅凭这个证书就可以确定他的学历。可是如果一个人伪造了大学毕业证书,这种方法就失效了。这就需要从软指标的方式看待文明。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文明(  Civilization)。一万多年前,西方人类的自然环境改变以后,作为食物的动物日趋减少,人类只能种植一些植物来维持生计,在两河流域出现了人类最早的农业。发达的农业使得人们有了剩余的物资可以用来交换,于是原始的商业出现了。最早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农村小集市市场,吸引了各处不同血缘的人们,而逐渐发展成为城市。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城市的管理制度出现了——民主制。这种法制和民主并行的制度最先在苏美尔人的城市中出现。城市居民有了合法的权利,这些人就是公民,例如公元前4千多年前出现的人类最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对于公民的权利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文明(   Civilization)与民主和法制是一体的,和法制下有平等权利的公民(citizen)是一体的,没有民主和平等的法制、没有公民社会的国家就不是一个”文明“。

农业技术,冶金技术、玻璃制造技术等等可以由外来少数移民带来,外来人口可以由自己形成城市,但是具有文明意识的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是难以自发形成的,也是外来移民带不了的。原始落后的野蛮民族习惯于以血缘宗亲社会为单位的生存方式,抢劫和暴力是难以避免的。全民族的(文明)素质不是依靠外来的先进技术就可以提升的。外来先进的工具也不能根本解决长期形成的野蛮文化的进步问题。

远古时代中国地区突然出现的华夏文明是一个外来的雅利安文明(详见《遥远的华夏文明》)。公民社会只在黄河流域一些城堡中实行,而在广阔的野外,黄河流域人口众多的土著人仍旧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原始氏族社会生活,这是远古时代的中国地区最早的”一国两制“。因此从地域和人口的整体上来说,中国地区并没有进入文明社会。遗憾的是,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以后,华夏文明彻底被土著人淹没,中国进入了外来斯基泰(秦)人的奴隶社会之中,曾经存在于城堡里的公民社会也烟消云散,中国地区微弱的“文明”彻底在中国消失。在不断的外来游牧民族统治以后,中国至今仍旧是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的野蛮奴隶制社会。

中国至今仍旧是一个半奴隶制社会
维基百科奴隶制的基本概念是:“人身不自由,没有财产。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视为是奴隶主的财产,没有自己的人格、自由、权利,可以买卖,且奴隶主可强迫奴隶无报酬工作,且无人身自由”。

中国的土地归奴隶制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百姓没有立锥之地,并真正意义的财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中国的各大银行缺乏监管、任意注水,因此也不是真正的货币,(只是一种票卷);中国是一个极权社会,百姓没有真正的法律保护,甚至没有知情权,选举权和说话的权力;中国百姓的思想和言论被奴隶制国家严格控制,因此中国人普遍没有独立的人格。今天中国人的思想几乎全部是官方灌输的,例如爱党爱国,中国不能分裂,稳定高于一切,统一大业高于一切等等,今天中国市面上流行的所有思想和言论,几乎全部都是奴隶制国家主导、控制和散布的,绝大部分中国人说的都是“官话”,头脑里装的都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户籍制度的中国,中国人没有生育权,自由结婚权、大部分中国人没有自由移动的权利。另外,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质是对低人权,低工资的中国农民的一种集体变卖。在新一轮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人只不过是一群东方奴工。而最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中国人身上反映出来的趋炎附势,狗仗人势的依附型人格(奴性)充分显示出中国半奴隶社会的实质。

氏族社会是中国文化的底层文化
在西方商业文化的面层下,中国仍旧处在半氏族半奴隶制状态。而奴隶制是文明社会出现以后的社会现象,今天中国文化的核心  ——最底层文化,仍旧是一两万年前的  氏族社会。由于中国历史文化被无限拔高和粉饰,因此一般人对于这个结论难以理解。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指标可以衡量这个结论。

一,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缺乏信仰,只注重生存(发展),为了“活着”中国人可以不择手段,既——“发展就是硬道理”,这是文明前氏族社会的特点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没有文明底线”。这种现象可以用所谓的猫论来概括。今天的中国人普遍相信算命,风水,还保留了原始社会的玉石崇拜,大部分中国人并不懂得现代人类文明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真理的真正含义。“唯利是图”(务实)是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由于命运宗教信仰,因此今天中国人思考的全部范围(如最基本的恐惧意识、疆土意识,家族意识等)都离不开低级的动物层面。用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来形容今天的中国是最恰当不过的。因此,今天中国社会  的一切(如金融、教育、医疗、媒体、制造业、政府、司法等)都是低级下流的。

二,中国人至今最注重的仍旧是氏族、血缘宗亲小团体,他们为了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他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其他人的利益,今天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团体都是互相冲突的。在中国医生坑害病人,老师欺凌先生,警察欺压百姓,官方压迫人民,商家欺骗顾客,媒体欺骗观众……..每个中国人都在做损害整个社会,肥自己小团体的事情。中国人普遍把现代人类社会看作是打猎的大森林,他们尽其所能收获着自己能拿到的东西,并不在意社会、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三,为了能过饭碗里有肉的日子,中国近几十年实行的国策是宰杀中国部分胎婴儿,四十年来,已经有几亿胎婴儿被野蛮杀戮,这就是中国所谓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杀婴是原始部落的习俗。关于原始人类的杀婴现象我们不妨引述一段文字:“在历史的记载中,  几乎所有的民族在发生大饥荒或者其他灾害时, 都不同程度地有过杀婴的行为.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平时不仅把没有自我生存能力的畸形儿童杀死,  而且会在缺乏食物、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父亲去世等情况下杀死或抛弃未成年的子女.澳大利亚土著在进行长途迁徙之前, 也会杀害所有幼小的儿女,  留下一二个较强的大孩子, 以免在路途中挨饿.把残疾儿童视作累赘而杀害的风俗,  甚至存在於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以色列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中.不少民族则有在养大第一、第二个孩子之前, 杀死所有新生儿的习惯,  这显然也是为了避免他们与哥哥、姐姐争夺食物.考古发掘还证实, 远古时期的杀婴事件, 不少与食人之风有关.在一个有着吃人习气的社会里,  毫无防卫能力的婴儿当然是最大的受害者.这种杀害并且食用婴儿的陋习持续时间很久,  直到近代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有杀掉幼儿给缺乏食物的哥哥、姐姐或其他长辈食用的记录.”(《为什么原始人会残忍地杀害婴儿?》https://kknews.cc/history/l68ka3g.html)
这种残酷的杀婴现象直接证明,中国和西方虽然在技术方面的差距可能是几十年,但是两者的文化差距却是以万年来计算的,中国人在整体上是一个巨大的、永远处于原始社会的幼稚人群,这就是中国心理学家所谓的“圣婴现象”。中国人包括(台湾香港日本人在内)实际上就像一个“熊孩子”,跟着坏人就学偷盗,吸毒,跟着好人就收敛一点

结语
在和西方接触(改革开放)之前,从1949年开始,中国连续进行了几十年残酷的内部屠杀和整肃,几千万人死于非命,几亿胎婴儿被国家有计划地屠宰。封闭以后的中国,所出现的是动物世界自然减少数量的现象。而近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点点进步,完全是西方文明传播的结果。这些外来的表面因素并非代表中国实质上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中国文化的虚浮的表层是西方商业文化,坚硬的中层是中国特色的奴隶制度文化,中国文化波涛汹涌的底层,则是原始的氏族文化,他主导了整个的命运,整个中国文化的实质上是一个史前文化。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是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根本不是两个文明的冲突。中国黄种人整体上是一个落后族群。必须引起注意的是,现代的世界发展并不均衡,今天的世界上(亚非拉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民族,处在野蛮和半野蛮的状态,未来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必定是在西方国家的逼迫下出现的。

作者傳記

              
                  
赵重今,(澳),2016年出版了《遥远的华夏文明》一书,经过对中西方出土文物和中外古代文献的考证,在世界范围寻找到了黄帝和华夏民族的故乡,揭示出华夏人进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和路线,从远古宗教,彩陶文化,玉石文化、农牧业技术,冶金技术,人类分子学,语言学,文字来源等方面,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修正和补充了司马迁的史记关于上古部分的描述,破解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千古之谜。

ZT: 小心!这6句话不要随意说出口 说了得罪人

小心!这6句话不要随意说出口 说了得罪人
2020-01-19 

小陈与阿扬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两个人下班后,时常到附近的餐听去用餐、喝茶,两人是众所皆知的“好兄弟”。


小陈与阿扬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两个人下班后,时常到附近的餐听去用餐、喝茶,两人是众所皆知的“好兄弟”。 
就在一次,小陈喝醉酒了,直接对阿扬说:“其实我忍你很久了,你以为你是谁?”

人家都说,人在迷茫的时候,说的话都是最“真切”的,大多数都是实话。
没想到这句酒后说的话,让阿扬伤透了心,对小陈也开始有了戒备,跟小陈也没有这么要好了!
古人言:“覆水难收”。讲过的话像是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所以一句话要出口之前,不能不慎思。
讲话是一门艺术,话讲得不够高明,让人听了都不高兴,更会让自己受损失。
不好的话不能讲,那有些什么话是不能讲的呢?
1、不说直话
说话,太直伤人,太真伤己。
留三分余地于人,拐个弯,绕个道,进退自如。
战国时,赵太后说不愿意送小儿子去当人质。
触龙见了她,绝口不提此事,只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却在绕圈子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警之以害,最后赵太后幡然醒悟,答应派儿子去当人质,以换取齐国出兵救赵国。
触龙就很懂得“少说直话”,倘若他不做铺垫,开门见山,恐怕要被赵太后吐一脸唾沫呢!
2、不说胡话
说胡话,害人害己。
“狼来了”的谎话说惯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本来只有“一架飞机”,说成“十一架飞机”,到最后变成“九十一架飞机”,这是多么可怕的谣言,这就是胡话。
人生苦短,不如意十之八九,遇事冷静,不说胡话,善待自己。
3、不说怨话
人在不满意的时候,经常说出一些抱怨的话,怨恨同事,怨恨朋友,甚至怨恨家人。
你经常抱怨的话,别人表面上可能是附和你,但私底下,也许又是用另一个角度在看你,别以为这些“抱怨”,在别人眼里没什么。
事实上,其实这些话,其实已经被拿去私底下讨论一番了!
怨话,伤了自己,累了别人。
生活挫折多,再苦再难,自己努力是正道。
做人做事,看淡得失,顺其自然。
没到来的幸福,都会在路上。
4、不说闲话
闲话,浪费自己的时间,影响别人的生活。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小人所为。
搬弄是非,口无遮拦,惹人厌。
说闲话的人,只看得到家长里短,看不到海阔天空。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不说闲话,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
5、不说狂话
沉迷一时,趾高气扬,压制别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做人有分寸,摆正位置,低调踏实,不露锋芒。
有的人在言谈之间,喜欢宣传自己、自我标榜、自我夸大,别人听了未必能认同,所以自我夸大并无实益,反而自我损伤。
人要伟大,必须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
伟大是要别人讲的,不能自我称大,自我还是谦卑为好。
6、不说恶话
刀疮易去,恶语难消。
做人厚道些,说话留口德,做人做事,把握好距离。
有的人轻浮,对人不够尊重、包容,经常在言谈之间讲些损人的话,有时候是损人利己,有时是损人不利己。
语言损人是一时的,但自己的人格被人看轻,所受的伤害是永久的。
中国有句老话,“话多不如话巧”。
人生一世,一撇一捺立天地,说话得体才是语言的最高境界。
不该说的“六话”永远不说,才不会留下潜在的后遗症,更精准地把握自己的人生。
人阿,都是用两年学说话,然后一生学闭嘴。
有多少段关系,都是败在“这张嘴”,在把话说出口之前,用一瞬间的时间,先好好思考,究竟这话说出口会不会“伤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