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公孙平：毛、邓、习父预言习近平结局

公孙平：毛、邓、习父预言习近平结局
博讯北京时间2016年6月28日

一、毛预言习近平玩完
    
    2014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5周年。以批孔起家的中共9月24日居然在北京举行二十多年来最高规格纪念孔子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
    
    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中共党魁亲自出席，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向反对传统文化的中共突然高调纪念孔诞，将这一轮“孔子热”推向高潮，预示习近平将开启尊孔新时代。回顾中国历史，这一现象不能不令人感到诧异。
    
    习近平将开启尊孔新时代。
    
    在马列思想理论越来越被人民唾弃时，习近平抬出孔子，试图填补社会上的信仰的空白。
    
    毛泽东向来反对孔子的儒家思想，破四旧破坏孔庙孔林，迫害文人，毁坏文物，焚烧书藉，在全国各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文化遗产共享的全世界犯下了滔天罪行。“文革”後期毛发动“批林批孔”，过来人也是记忆犹新。
    
    习近平标榜自己追随毛泽东，在毛诞时也高规格召开纪念会，同样发表长篇讲话，高度赞美毛泽东。但在马列思想理论越来越被人民唾弃时，习近平抬出孔子，试图填补社会上的信仰的空白。他企图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为危机四伏的专制洗白。
    
    然而，毛早就预言这种徒劳行为的结局。
    
    《毛泽东文选》26卷301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拿来给予老百姓，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显然，毛泽东直指习近平即将完蛋。这可不好说是国外反华势力的恶意诽谤。
    
    二、邓预言中共邪路失败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rrado Gini）於1922年提出的，已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表明收入分配越平等， 越接近1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
    
    按照国际标准，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高於0.4表明社会不安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7月25日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贫富分化极其严重。
    
    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1995年为 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富裕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1／3以上的财产，贫穷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有1%左右。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民不聊生，而权贵们则富可敌国。
    
    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引爆点。但习近平身体力行的追随邓小平的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改革开放路线。
    
    然而，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麽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是走了邪路了。”
    
    当今中国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此富可敌国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存在，对照30前邓小平的预言，习近平要想说当今中共政权没有失败、没有走邪恐怕也难。
    
    三、习仲勋之子大逆不道
    
    1991年创刊的中国自由派《炎黄春秋》杂志主要以发表中共前官员对历史事件的回忆或自述为主，披露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事件的内幕，其立场和表述与官方有很大出入，但该刊坚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
    
    习仲勋在该刊创刊十周年即2001年2月25日曾亲笔题字：“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目前该刊在大陆有19万订户，用手机版阅读的读者有三百万人入以上，这最好地表明了大陆读者的态度和民心所向。
    
    由于习近平全面加强管控媒体言论，该刊竟遭到整肃，而且这次是要彻底消灭该刊。2014年9月18日，中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公文通知，要在60天内将其主管单位从一个事业单位变更到直接由政府部门主管。
    
    人们担心，《炎黄春秋》主管单位变更之后，政治审稿权会逐步收紧，最终收死，长期以来力推政改而敢言善言的该刊便失去生存空间。该刊原社长杜导正担忧《炎黄春秋》可能变成《人民日报》一样的媒体。
    
    虽然在2014年年底从中国传出的报道说，《炎黄春秋》眼下依然在为主管单位强行变更之事抗争，原名誉社长杜导正正恢复原职，再任社长，但悬在《炎黄春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
    
    习仲勋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题字。
    

    习近平为何容不下一本还原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炎黄之邦为何不容炎黄子孙写《春秋》？鉴于加强媒体控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强行推行的政策，该刊变更该杂志主管单位之事据信不可能不经过习近平首肯。
    
    却说习父习仲勋当年在当人大副委员长时，其最大的心愿是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然而，习近平上台两年，中共当局大力整肃媒体，继续封锁互联网，抓捕网络名人，竭尽全力打压人们发出不同的声音。
    
    深受毛泽东一言堂之害的习仲勋立愿保护不同意见。其子则逆其道而行之，可谓大逆不道。
    
    古训曰：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大逆不道，天诛地灭。
    
    习近平下场究竟如何？国人只能等着瞧。

ZT: 5大企业同时撤离 中国苦日子要来了

5大企业同时撤离 中国苦日子要来了

2016-06-07 22:10:46  六玉财经

5月，地王频出，楼市一片火热。

　　杭州地王、上海地王、北京地王、深圳地王短短时间内迅速出炉，有人层层深入挖掘，发现所有地王背后都有个“国企干爹”！在它们引领下，中国房市成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赌场！

　　还有新鲜出炉的“京城四少”：万达公子王思聪、潘石屹之子潘瑞、富力公子张量，清一色的都是房地产老板的儿子！可见当下房地产市场有多火燥！

　

　　与之同时，制造业却如堕冰窟，工厂机器沉寂，无人问津！

　　有一个数据非常重要，它堪称“让高层最为忧虑”，这就是“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在第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却从去年底10.1%猛降至5.2%，遭遇近年来罕见的断崖式下滑。

　　出口订单风流却被雨打风吹去，内销订单更是凄凄惨惨凄凄，工厂机器沉寂，马路货车渐稀。 目前大家都不敢投资，以及找不到投资机会！

　　由此引发众企业家纷纷感叹：实干误国，炒房兴邦！

　　寒冬凛冽 全球知名企业同时撤离

　　随着松下、夏普等企业回迁日本，外资制造业撤离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仅仅一个月内，几个全球知名制造企业又集体唱起了“离歌”。

　　1.飞利浦照明深圳工厂关闭：深圳，再见

　　5月30日，全球照明市场第一照明品牌“飞利浦”，由于经济下滑，成本上升造成业务恶化，经营困难，不得不关门歇业，不再进行任何生产。

　　该公司在解散公告中披露，公司近年来经历了经济持续下行，成本上扬，业务不断恶化等诸多困难，尽管公司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仍然未能扭转局面。

　　万万没想到，飞利浦照明这个优质又畅销的产品，居然也会沦落到入不敷出至于倒闭的境地。这事已引起业界一片哗然。

　　2.珠海及成通讯宣布关闭 退出中国大陆

　　2016年5月30日，在供货商的追债和员工的抗议声中，珠海及成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倒闭。自此，这家全球最大的手机金属外壳OEM加工商在中国大陆的工厂悉数关闭，中国制造的大家庭中又少了一家高端制造企业。

　　2014年底，及成集团率先关闭了位于昆山的工厂，全力退缩到珠海工厂。但随着大陆制造成本的上涨和客户订单的减少，及成最终未能守住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5月23日，因为拖欠供货商货款，珠海及成工厂门口被供货商拉横幅追债，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3.德企黛安芬撤资转移印尼 为当地提供6000人岗位

　　6月1日，江苏省盐城市最著名的外资企业，德资黛安芬国际集团盐城国际妇女时装有限公司2000工人罢工，要求公司在德方撤资，企业改制后对工人作出赔偿。据内部员工透露，德国黛安芬从中国撤出后将生产订单转移到了印尼，并且扩大生产规模，为当地提供6000人的工作岗位。

　　4.苏州快捷半导体上千工人连续第二天罢工

　　5月底，全球最悠久的半导体生产企业、美国硅谷的基石快捷半导体（即仙童半导体fairchild）有限公司被安森美收购。5月31日正式交接时，由于在补偿上要求未得到回复，引起全体员工罢工。 6月1日，江苏省苏州市，快捷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上千工人连续第二天罢工，抗议公司在被收购后拒绝对工人做出赔偿，并与大批警察对峙。

　　5.富士康逐步撤离大陆，在印度建百万人工厂

　　5月10日，报道称，富士康有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买下1200公顷土地，将投资100亿美元建新的制造厂全用于生产iPhone。据悉，富士康计划在2020年之前在印度建设10至12座工厂，超过1百万员工。

　　5月21日，苹果CEO库克表示要将现有的苹果生产线和服务都搬到印度市场。

　　中国大陆房价变态的高、物价飞涨、税收高，人工成本是印度3倍多，越南的4倍多，已经导致很多企业不得不撤离，富士康如果撤离大陆后果很可怕，苹果生产线可能全部转移印度、百万人工作岗位，成千上万供应商将如何应对？！

　　地王很疯狂，任正非很迷茫

　　中国最让人尊敬的企业家，除了任正非，没有人敢说第二个，这位中国当今最伟大的企业家，带领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筚路蓝缕，励精图治，以狼性的精神和人文的情怀，在通讯制造高科技领域，杀出了一条血路，并荣登行业全球第一宝座。

　　然而，这次他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

　　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工业用地了。土地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既然要发展大工业，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工业就发展不起来。

　　未来二、三十年将是智能社会，如果资本大规模雇佣“智能机器人”，西方制造业有可能重回低成本，产业将转移回西方，中国将空心化。

　　随着逐步逼近香农定理、摩尔定律的极限，而对大流量、低时延的理论还未创造出来，华为已感到前途茫茫，找不到方向。华为已前进在迷航中。

　　任正非是有感而发。在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龙岗，今年前两个月房地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的74%，而制造业投资则大幅萎缩，同比下降60.4%，占固定资产投资之比仅为5%。

　　目前的高房价已经导致了企业的高负担，各种租金成本极其高昂，中小企业和创新型科技企业很难承受。

　　可以说，华为都已感受到资产价格上涨对公司的冲击，估计在一线城市，没有多少公司不被压力困扰。

　　中国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家精神丧失的十年，高房价逼迫所有人都想做房地产，高房价逼迫所有人都想去炒房，很少人、很少企业静下心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进行创业人往往被炒房的人无情的嘲笑，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是民族的沉沦。

　　结语：

　　当前国内制造业优势已经不再有，土地成本高涨，人工成本继续上升，税赋加重等使得成本上升；而市场又有饱和萎缩趋势，使得竞争更加激烈，出货价格在下跌。 不少厂家都是亏损接单生产，步履维艰。

　　如果不能维持利润，企业不可能永远亏本生存，他们要么关门歇业，要么转移内地或者国外。

　　汹涌澎湃的外资撤离事件让各条产业链陷入崩溃的危局。 特别是一些头牌外资企业的撤离，令数十万待遇优厚的工作机会流失到东南亚等地，叫人无比心疼。

　　也千万别小看每月3000元的工资。小小一张工资条的后面，有数百万留守儿童的嗷嗷待哺，有千万白发苍苍的空巢老人的殷殷期待，当然还有百万房奴卡奴的按揭还款。

　　实体经济是中国强大的脊梁，房地产经济不可能扛起中国的未来。

ZT: 中共宫斗或成蜕变机会

中共宫斗或成蜕变机会

2016-06-06 01:37:06  苹果日报

习李宫斗大戏在两会开锣，天子对宰相板起黑脸、不鼓掌、拒握手，连政治盲都看出有蹊跷。唐朝称代表皇帝的宦官系统叫内侍省，在禁宫之北，故称北司;宰相官署在禁宫之南，称为南衙。中共刚好颠倒，中南海北院为国务院系统，南院为中共中央办公地。如今北司南衙矛盾公开化，尽管李克强说「相忍为国」，但自称性格和普京相近的习近平和忍字诀绝缘，只不过剧情一再反转，李克强在逆境中站稳了下盘，倒是习近平面上色素益发变黑了。

　　中共十九大後或有5名常委将要离任，剩下两人恰好就是习李。兹事体大，必须在今年北戴河会议摆平或摊牌。乾纲独断的习握有党务系统和军队政法，李克强背後有几个政治局常委撑腰和若干地方诸侯暗助。

　　习李亦将面临专制制度「七十大限」。须知今日GDP世界第二的中国，其地位尚比不上冷战时代的苏俄，共产阵营扩张到极致时，人类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体制之下，但苏俄霸气至此也没有熬过七十大限;国民党两蒋集权和南韩军人独裁亦未熬过七十大限;正实行三级选举和许诺民选执政党的越共眼看就要自宫了;六十年代始立朝的古巴离大限还有时日，而北韩金家政权要熬过此劫显然极难。惟独中共未见衰竭，宫斗摊牌或是国家蜕变的契机。

　　习志大才疏　酷爱滥权

　　习近平临朝三年半，最温文的概括是志大才疏，身兼多职却无责任伦理，酷爱滥权专权，喜欢周游列国和个人崇拜。他对铲平异己的兴趣大於起用贤能，最近解放军报论及徐才厚、郭伯雄，乾脆挑明贪腐并非主要罪证，他们犯下不可忤逆的天条是违反政治纪律。就是说，他们只能俯首帖耳做忠顺家臣，有半点贰心都是死罪。

胡锦涛弱主当政，党内民主派、民间自由派都有生存空间。习近平上来要给全党「立规矩」，指示政治局去「学习」甚麽文献，不得妄议和绝对忠诚。习近平亲政前夕，党内观点迥异的派别人士都颇有期待。短短几年连党内同志的不同声音都被掐灭，任志强被留党察看，更不必说民间人士被抓被判和上电视被认罪，连从24岁少女到七、八旬老人被安上颠覆国家政权之罪……

　　习清除党内外诤言者之余，逆向淘汰机制所供输的庸才奴才给他带来更多负面效应，尤其是文宣系统，简直是习朝的形象和公关灾难。哪怕受到青睐的微末角色「网络自干五」周小平，都用极为拙劣的方式在丑化主子。如果说中宣部这一摊本来就有心抹黑天子，那也是习自找。到头来只有陕北帮马晓力才敢讲几句逆耳诤言，文革50年过去一天才匆忙发表轻描淡写否定文革的社论，这简直是对自己的羞辱!

　　传闻习要撤销政治局常委，由总书记垂直领导政治局;又传要逼团派淡出和撤换总理，更有取消七上八下和隔代指定之说，可惜就算有心也无力，习哪有毛的威权和对全党的震慑力?红二代也缺乏开国父辈舍我其谁的革命法统，何况红二代中人对国家去向歧见纷纭。当下北戴河会议已近，党内要求回归集体领导的呼声必然再起，习近平倒要殚精竭虑以防自己被换掉了。

ZT: ‘腐败’和‘政治不正确’，一定兼得

‘腐败’和‘政治不正确’，一定兼得

2016-06-01


最近‘解放军报’发文居然称徐郭二人完蛋腐败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政治立场问题。
你想，腐败到了这个地步，政治立场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偶腐败了，同时还造反？脑子短路了么？这个说法，就好比说：和坤腐败没有问题，问题是谋反嘉庆。没有比这个更瞎掰的了。事实上和坤添嘉庆马屁很紧，可惜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嘉庆除他的决心。同样，魏忠贤拼命巴结崇祯，也失败了。有人指出，徐郭支持胡锦涛连任军委主席，失败，自己也下野，从而也失去了巴结习的资格。薄熙来腐败？怎么可能。政治上脑袋已经提在裤裆里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反抗当局，不可能腐败，你腐败，不可能反当局。
腐败不是政治，那什么是政治？黄克功不是不忠于毛主席，不是不忠于革命，黄最后要求战死疆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腐败，就是最大的政治，腐败，就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老毛杀的屈指可数的4，5个人全是变质分子，没有一个是政治问题。人民为什么热爱老毛？因为他腐败必杀！而其它问题，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说半天，现在当政的，几乎全是腐败分子，政治大家正确。而抛出来完蛋的，虽然名义上是腐败分子，其实都是后台没有了的，党同伐异。而且，除了偶薄哥一个叛徒，红二可算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这不是什么刑不上大夫的问题，而是只要出身好，很安全。而就算在抛出来的朋友中，谷俊山是因为后台倒台，或者自己如果红二出身，还不是很安全？而且也算倒霉碰上一个真反腐的刘源，刘和谷的后台还可能本来就结怨。王守业，政治没有问题，但五朵金花闹的太狠，没法保了，只能丢卒保车。偶薄哥失败，原因很多，但杀文强是一个导火索，让整个中央终于意识到：你死我活的时刻到来了。
搞了半天，中国版的政治正确原来是：团结起来，与人民为敌。而腐败，实质是对此的奖赏。当然打倒了，都是腐败分子，为了蒙骗人民，当然说他们倒台是因为腐败，似乎没有倒台就不是腐败分子。但这次解放军报竟然如此赤裸裸的抛出了狐狸尾巴，唱了反调，显然是为了要你俯首帖耳的最露骨的警告。
当然，党同伐异的狗咬狗不是没有。结果，鱼和熊掌兼得。鱼一定有，就是我要打倒你，你政治不正确。熊掌也一定有，哪怕你比海瑞还要清白，就像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让你和一大堆女人睡觉，谣言出去，愚民欢呼。越清白的，越抹越黑。芮成钢，要他和什么女人睡，他不得不睡。汤灿则负责睡男人。

鱼和熊掌，一定兼得。

ZT: 明朝滅亡原因之一：崇禎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

明朝滅亡原因之一：崇禎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

2016-06-02 

（編按：在網絡上廣泛流傳的此文于5月27日發表于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現已刪除。原標題為《魏陽：明朝滅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網絡上的題目為《明朝滅亡原因之一：崇禎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明鏡新聞網現將獲得的此文全文發表于此，供讀者閱讀）

主講人魏陽。

晚明史很熱，但我們該如何反思晚明？

明朝滅亡后，對它的反思就開始了。尤其是晚清以來，面對內憂外患的局面，一些士大夫突然“重新發現”了晚明，試圖從中獲得本土的思想資源。到了新文化運動，晚明又成了顯學，比如嵇文甫、林語堂等人在晚明歷史中看到了李贄、王陽明等人的思想，從中挖掘出了本土的現代性。而郭沫若于1944年發表的《甲申三百年祭》，直接成了很多人看待晚明的思想底色。

到了當代，在晚明進入現代學術研究的視野后，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被很多人奉為經典，尤其是在華人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魏陽介紹說，這本書在美國的反響與中國大陸不太一樣，至少他就不太同意黃仁宇對晚明的判斷。在他看來，黃仁宇是以韋伯的“工具理性”來判斷晚明的價值與意義，這是一種歐洲中心論。如果我們只以近代歐洲迅猛發展的政治變革、工業化和科學革命為標準，就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晚明或者整個中華帝國晚期的政治文化是停滯的。

但是，如果我們從不同的參照系出發，得出的結論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我們需要與外面比，但有時候我們需要與自己進行比較。這樣來看，其實，中華帝國晚期的歷史有它內在的邏輯。所以，魏陽想從晚明的歷史本身出發，重新思考它在制度上的創新與發展。

《萬歷十五年》英文版

晚明如何選官？通過訪單看公論

如果“停滯論”是錯的，那么晚明在政治制度上有什么創新呢？魏陽以訪單為例打破了我們對晚明歷史的固有認知。原先朝廷選官注重“堂官考語”，即主要看上司的評價，因此官員想要升官，就以討好上級為主，并講究資格，在官場中慢慢熬。后來隨著訪單的出現，縱向的“堂官考語”逐漸變成了橫向的“同輩評價”，破格提拔也變多了，而官場的組織原則也愈發復雜，出現了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那什么是訪單呢？據《中國歷史大辭典》介紹，“訪單”是“明代考察、選官時所用匿名文書。凡考察、選官，由吏部主持，密托吏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共為咨訪，填寫人匿其名。隆慶后改稱訪冊”。

魏陽進一步指出，訪單的使用有著更為復雜的變化，它對晚明政治的影響更是缺乏必要的學術研究。在他看來，訪單的大規模使用深刻反映了以“公論”為代表的新的組織原則的興起，代表著一種對更多的政治參與和政策透明性的訴求。

舉例來說，1595年，吏部尚書孫丕揚在考察官員時向朝廷所有部門發放了訪單，讓大家評議哪個官員做得不好。訪單收回后，他根據數量原則罷黜了得到“差評”最多的官員。此事引發了軒然大波。大學士趙志皋就持反對意見，認為這項改革動搖了朝廷既有的組織原則。孫丕揚則反駁說，訪單代表的是公論，是士大夫的集體表決，無論被罷黜的官員有無違紀，得到“差評”多就必須處理。所以，這是兩種政治原則的沖突：趙志皋代表的是道學的原則，認為真理有時候掌握在少數君子手中，不能由投票來決定；孫丕揚的邏輯是，很多時候我們并不知道誰是君子，所以多數人的投票意見可能更有道理一些。而萬歷皇帝最后支持了孫的意見。

所以，訪單的出現代表著數量原則在集體決策中的興起，而且作為“官意測驗”工具的訪單具有較好的可操作性，并逐步透明化、標準化。后來，除了考察官員，訪單也被廣泛應用到其他政治領域中，比如考選科道和翰林時，考試成績的作用被弱化，訪單代表的公論，即士大夫的集體意見的影響力加劇。再比如，禮部在給官員定謚號時，也使用訪單征求大家的意見。還有兵部選將時，也通過訪單來定奪。

可以說，訪單與它所代表的公論成了晚明的一種政治風氣，得到了士大夫群體的普遍認同。當時有很多對公論的討論，繆昌期就說：“夫天下之論，不過是非兩端而已。一是一非，一非一是謂之異，不謂之公。一是皆是，一非皆非，謂之同，不謂之公。公論出于人心之自然而一似有不得不然。故有天子不能奪之公卿大夫，公卿大夫不能奪之愚夫愚婦。”用大白話來說就是，這些東林派的士大夫相信公道自在人心，而所有人都自發同意的“公論”必須由士大夫來代表，并且在士大夫的投票表決中體現出來。

由此可見，晚明的政治文化充滿了制度創新與變革，絕不是黃仁宇所說的停滯而已。

明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既然晚明充滿了制度創新，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充滿活力，那么它為何就這樣滅亡了呢？套用當下的一個流行詞，這些創新似乎就像“然并卵”一樣。其實，歷來對明亡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財政上的、軍事上的、氣候上的和瘟疫上的種種解釋模式，但在魏陽看來，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崇禎皇帝對訪單和士大夫公論的抵制。

當然，正如魏陽所指出的那樣，訪單制度也是存在一定問題的。清人修《明史》時就認為，訪單會使各個主管部門更容易推卸責任，將原本應該由不同部門承擔的責任推給了整個士大夫群體。而且很多時候，訪單的內容是亂七八糟的，沒法嚴格核實，甚至被用來攻擊敵對官員，被用作政治斗爭的工具。再者，以前升官只要討好上司，現在為了獲得好的輿論評價，必須結交和賄賂更多的官員。據明末的陳子龍觀察，得到一個縣官要花費數百金，當六年縣官要花兩千金賄賂，而到了考察和考選的時候，則要花三四千金；等縣官終于熬成了台諫，就會再用同樣的方法向下面的縣官索賄。這些錢都是為了賄賂任何有資格填寫訪單意見書的官員。由此，訪單深刻地改變了官場的博弈和操作，甚至是腐敗的方式。

崇禎帝

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訪單確實擴大了政治參與，特別是讓地方士人都能夠參與到政治決策的過程中來。1632年，董其昌就建議擴大訪單發放的范圍，希望將所有士大夫包含在內。明末的東林派也順著這種擴大政治參與的邏輯，希望讓“地方公論”成為政治決策的依據。黃宗羲則提出讓學校成為地方士人評議、監督政府的機構，顧炎武也認為“庶人之議”應該成為決策的基礎。

然而，崇禎皇帝試圖恢復明初的皇帝獨裁，不接受訪單所代表的公論。1639年，他親自考選翰林，專門挑選為公論所不容的候選人。明末的士人批評崇禎選官喜歡直接由他自己任命，而不看訪單和會推。由此可見，崇禎破壞了晚明官僚體制的運行規則和集體決策的趨勢，加劇了政治運作的不透明，壓制了政治參與。所以，在魏陽看來，明亡當然不是由單一因素造成的，而崇禎對訪單和公論的抵制不能不說也是明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今年剛去世的漢學家孔飛力認為，明末以來的政治控制與政治參與之間存在著張力，而這種張力是中國現代國家形成過程中重要的結構性矛盾。明末的制度創新和思想遺產所代表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歷史中也不斷浮現。魏陽舉了馮桂芬的例子：在思考憲政、地方自治等新的政治文化時，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希望從晚明歷史中尋找本土憲政實踐的思想和制度資源。因此馮桂芬提出的建議完全體現了晚明政治文化中的數量原則。

講座的最后，魏陽總結說，當我們反思晚明時，訪單和類似的制度創新所代表的對政治參與的訴求，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對這些明代的制度遺產和思想資源的重視，標志著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種新的取向，那就是拒絕用單一的歐洲標準來評價中國歷史，而是細致入微地去觀察中國歷史發展的本土邏輯。（感謝主講人對本文所做的審定和補充）（澎湃 石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