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习近平 --- 法家伎俩的绝佳代表

习近平 --- 法家伎俩的绝佳代表

万维读者网记者江夏编译报道：英国《新政治家》网站（New Statesman）发表资深记者、中国事务作家芬比（Jonathan Fenby）的文章说，习近平上台两年来，党、政、军、经（济）大权一把抓，成为毛泽东之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人。
一些评论员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儒家文明规范的国家，习近平属于2200年前秦始皇时代的另一哲学流派——法家。他相信从上到下的专制独裁统治，以严刑峻法使公民服服帖帖，没有退避或妥协的余地。在他眼中，改革成了导致前苏联垮台的可怕前车之鉴。习近平广泛的反贪腐运动，就是法家伎俩的绝佳例子。中纪委有权不经指控将党政官员关押在秘密地点“双规”，然后才决定是否开除他们的党籍，之后送交司法审判。

中共已经垄断权力66年之久。上个月中共政治局规定，中国所有社会、文化、经济组织都必须像大多数国营企业那样成立党组。去年提出的一项法律计划，目的是利用法律支持中央控制。中国的法官必须宣誓效忠共产党。自由主义者已经放弃游说实施民主，只单纯要求尊重宪法，竟然也被指控为危害国家的外国代理人。任何人企图在体制外活动都是危险的。一个要求党政官员公布财产的反贪腐人士，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被捕下狱。他真正的罪是擅自行动。

2002年即已被正式废除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以及对“西方价值观”的谴责，作为官方媒体的符咒已经再次出现。官方镇压异己，越来越把他们当作颠覆分子。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仍然被关在牢里，继续服11年的刑期。他获刑的原因是起草一份网上传播的民主情愿书——《零八宪章》。

习近平现年62岁，出身中共第一代头头的后代组成的“太子党”集团。其他几个政治局常委似乎已经接受他的高压政治。胡锦涛“团派”的领军人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业已效忠习近平，而且他知道，如果经济严重衰退，自己将成为替罪羊。任何想在2017年下届党代表大会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年轻野心官员，很可能在习近平帐下等待时机。

中国领导层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共的合法性在哪里？由此引出了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习近平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思想教条显示，中共仍将有意识形态标签。官方对毛泽东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这纯属神话。天安门广场上宏伟的国家博物馆讲述说，党如何拯救了中国，并正在领导国家走向“复兴”。这些故事显然离真实情况十万八千里。一个不能直面自己过去的政权，能够赢得公信力吗？

习近平如果在经济现代化和党的控制之间作出选择，很可能选择后者。他谴责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自己一步步成为捍卫列宁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强人。这种立场反过来会阻碍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中共想永久把持政权，又必须仰仗发展和现代化。这一矛盾将塑造今后十年的中国，既赋予她全球影响力，又加重世界的负担。

zt:任志强 ：谁的锅？谁的饭？

任志强 ：谁的锅？谁的饭？

2015-06-14

任志强 ：谁的锅？谁的饭？

原文

皇权的时代，普天之下只有一口锅。官是皇帝封任的官，兵是皇帝招养的兵。无论是官、兵都只为守护皇权利益而奋斗。税也是皇家收入的一部分。虽然皇帝 从管理上会将这些财富分为皇权治理和皇权消费的不同部分。但都是皇帝拥有财富分配的最终权力。那些贪官用的仍是皇家的权，贪的也是皇家的财。
那时民间拦轿子喊冤的大多反映的是借皇权抢劫民财，而非借皇权贪污皇财。民众关心的是上了皇家税，求个皇权保护。并不关心皇帝的收入高低。也不了解和关注贪官，贪了多少皇帝的钱。也因此才有了＂吃着皇家的饭，砸了皇家的锅＂一说。
非皇权专制的国家，无论是什么＂制度＂？无论是多少党制？都不再是只有皇家的一口锅了。更没有敢以政党的名义代行国家征税权力的。税都变成了以国家 的名义征收了。（当然许多国家会依法给名义上的皇帝，君主，分一部分税，让他们有个自己的小锅。但却不是由皇家决定能否随意伸手贪大锅里的财富）
重要的是任命治理国家的官员的权力不再是皇权决定了。向民众征税的方法与数量不再是皇权决定了。这个锅不再是皇帝的锅，锅里的饭也不再是皇帝提供的饭了。这个国家的民众，不再是皇帝的子民。而是独立拥有个人自主权利的国民了。
一个国家的财政体糸是靠以国家名义向内外纳税人征收的税款为主，其它依法征收或收取的费用为辅等组成的。这个国民共同建设的大锅，不再是为某一利益 团体或组织、或个人服务而是为了纳税人自己建立的。也决不是某一利益团体或组织打造的锅！不信你以这个利益团体或组织的名义征收税款试试？看看是愿意纳税 的人多还是要打断你的狗腿的人多！
历史上因为抗捐、抗税、抗苛政而暴发的战争数都数不过来。正在于当这个锅一旦不是为纳税人服务，饭都被不为纳税人服务的人所食，纳税人反而不能因有锅的保护而受益时，人们就只有用战争保卫自己的权利了。
纳税人主要吃的是自己劳动所得赚来的饭！所纳的税建设了一口希望能保护纳税人权利得到保障，并能用税收帮助那些吃不上饭的穷人。但如果纳税人的权利 不能因此受到保护，反而受到伤害！那么纳税人当然有权砸烂这口旧锅，筑造一口新锅了！纳税人需要的不是别人想要的那口锅，而是需要一口更能反映纳税人利益 和愿望的锅！
天下无论有多少种主义，都不能改变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只有符合更多纳税人利益的制度才能长久。任何一种把纳税人利益踩在脚下，试图把团体或组织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思想都是极其危险的专制皇权的复旧。一个不能代表广大纳税人利益的团体或组织也一定是短命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建立新中国的成功，正在于他们那时代表了更多应纳税人的利益。正在于更多的纳税人对用税收建立的那口旧锅不满意。他们支持建立一口属于和能保护纳税人利益的新锅。
今天这种历史的潮流并没有改变。如果连端着纳税人的锅，吃着纳税人的饭这样一种基本常识都缺少正确认识，那么改革就应从改变掌握各级权力的官员的基本认识开始。

ZT: 毛泽东策划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

毛泽东策划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

2015-06-11

在旅美学者冯胜平看来，在长征后期两个中央的对峙之际，毛泽东逾越党内斗争的底线，精心策划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毛泽东堪称心理学大师，这个长期隐瞒的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老高按：2014年3月8日，旅美学者冯胜平写出了又一篇关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的考证文章：毛泽东靠什么对付当时军事实力为自己20倍的张国焘，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终赢得胜利？他的结论是：毛泽东靠的是精心策划一个惊天骗局，让刚刚回国的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用几十封电报对张国焘发号施令，最终蒙骗了、降伏了张国焘——张国焘不服毛泽东，却不敢违逆“共产国际”。
    冯胜平写道：如果说张国焘（关于武力解決毛泽东的）“草地密电”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但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冯胜平指出的这一事实：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人发表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载共识网）。冯胜平感慨：对中国人来说，真相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他们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这篇文章，冯胜平先在朋友圈中散发，然后自己再三修改。2015年4月，在《新史記》第25期上刊出，6月在明镜新闻网、《明镜时报》和《明镜邮报》上分段转载；据冯胜平介绍，一家中国大陆杂志也发表了——但不知是否做了某些删改？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措辞，我相信在中国大陆是难以问世的。
    下面我刊出这篇文章的节录。感兴趣了解全文的朋友，请看《新史記》和明镜新闻网。

毛泽东利用张浩假传圣旨降伏张国焘
冯胜平，《新史記》第25期，2015年4月

    1942年3月6日，张浩（林育英）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逝者备极哀荣：由毛泽东提议，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三天。3月9日，张浩下葬。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人将他的棺柩抬到桃花岭上，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战友执绋抬棺。之后，毛还亲笔题写了“张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张浩（1897—1942年），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职工运动，1933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工作。1935年11月回国，随即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假冒“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同张国焘电报往来，最后促其取消“第二中央”，带兵北上。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政委，1938年回延安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1942年病逝。

张浩（林育英）。

张国焘另立中央

    张浩1935年7月离开莫斯科时，中共红一、四方面军还没有分裂。他回国后由于电讯不通，张浩和陕北中央一样，也断了同国际的联系。如果说张国焘在四川另立的中共中央没有经过国际批准，属于“非法”，毛泽东等人在遵义另立的中共中央同样没经过国际批准。事实上，自1934年7月红军长征前夕上海中央局电台被破坏后，中共就同共产国际断了联系，重新恢复电台通讯是1936年6月16日。在此之前，张浩所有“代表共产国际发布”的意见、指令，都属盗用名义，假传圣旨。
    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本身，就是一个精心策划、长期隐瞒的神话，这个神话改变了一个党、一代人和一个国家的命运。
    张国焘至死不知道这是一场由毛泽东导演、张浩出面的骗局。非常可能，受骗终生的还有左路军将领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等人。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的史料，是直到他们去世很久以后，才公布于众的。
    事情的起源是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卓木碉召开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中央。两个月后的12月5日，张国焘致电毛泽东：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布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报来，以便批准。】（注1）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没有受到多数人反对。据张国焘回忆，会议有3000人参加。（注2）会上首先发言的是原属一方面军的红12军军长罗炳辉。罗“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注3）继罗发言之后，李卓然、何长工登台。据宋侃夫回忆：“他们的讲话给我们的影响极大，因为他们是一方面军的干部，长期跟党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呢？特别是何长工劲头很大，大喊口号：“打倒毛泽东！”（注4）
    多年后，毛泽东在北京见到何长工，说：“草地上那点事我早忘了。”何心领神会，继续谦虚谨慎。
    中共党史对卓木碉会议讳莫如深，因为它涉及太多人的难言之隐。此刻——1935年10月——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草地会师后，毛本想利用中央威望，控制张国焘和他的8万部队，却不料事与愿违，不仅丢掉了自己1／3的部队，还赔上了老搭档朱德。毛张草地分裂，是一场7千对8万的对决，而毛失去的，不仅是军队，更是人心：不辞而别，单独北上，被抛弃的几百名伤兵（他们随即被马家军全部杀害）会怎样想？原一方面军5、9军团的3千官兵会怎么想？留在左路军的一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会怎么想？四方面军8万官兵又会怎么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人心向背，不问而知。
    要收拾失去的人心，毛泽东必须同张国焘放手一搏。

张浩的三封电报

    利用张浩，假传“共产国际指示”，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豪赌。输了，身败名裂，不齿于天下；赢了，统一红军，执中共牛耳。
    1935年12月22日，张浩给张国焘发了第一封电报。作为试探，张浩表示赞同张国焘召开中共七大的提议，建议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在这封电报中，张浩没有贸然代表共产国际发言，而是以个人身份与张国焘沟通：“我现时只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宜弄得太尖锐；第二，国际认为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覆！”（注5）
    为配合张浩，毛泽东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亦有发生联系，（皆不实——笔者注）这是大胜利。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注6）
    平心而论，张浩的第一封电报立论公允，提出的方案——交共产国际或中共七大裁决——不失为解决两军分歧的一种办法。也许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张国焘接受了张浩的建议，在次年1月6日的覆电中表示：“党中央（指张国焘自己的第二中央——笔者注）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注7）
    得知张国焘态度，1936年1月16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张浩以国际代表名义假传圣旨，给张国焘发出第二封电报，全文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过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注8）
    ——你张国焘敢自称“中央”，我毛泽东张浩就敢自称“国际”。政治斗争到了这个份上，已无原则可言，遑论正确。
    从任何意义上说，这封电报都逾越了党内斗争的底线：共产国际没有派张浩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因为共产国际根本就不知道一、四方面军有问题；张浩不是共产国际授权的代表，他只是一个信使，负责恢复国际与中共的电讯联系。潘汉年1936年8月到延安后，曾告诉张闻天，“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注9）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共产国际是上帝。冒充上帝假传圣旨，这种事只有杨秀清之流能做。问题是，杨秀清代上帝降旨是为了自己，张浩又是为了谁？
    官方说法是，为了统一红军。可红军由此受益了吗？张国焘被迫北上，时刻担心被清算，不想同毛泽东待在一块，于是驱兵西进，企图打通国际路线，结果祁连兵败，全军覆没。细究西路军兵败原因，毛泽东有责任，张国焘有责任，难道张浩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假传圣旨就没有责任？

孤注一掷，不顾后果

    1936年1月20日，张国焘发电质疑张浩：“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注10）
    无法回答张国焘的质疑，张浩一不做，二不休，于1936年1月24日第三次致电张国焘、朱德：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注11）】
    此时的张浩已是孤注一掷，不顾后果了：“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政治路线，怎么“完全同意”？“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一方面军到陕北时人数不足4千，如果这算“胜利”，四方面军的8万官兵算什么？“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这也就是说，直属张浩；而张浩又属于谁？直属毛泽东。
    毛泽东战胜张国焘，靠的不是党，也不是枪，他靠的是电报。历史剧《长征》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毛和刚回国的张浩散步，说：“有些事是可以追认的。”笔者推测，毛说服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时，一定用了“先斩后奏”、“事急从权”之类的说辞，而张浩也做过最坏的打算：事若败露，个人负全部责任。以上三封“假传圣旨”的电报，皆由张浩一人签名。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并未联署。以后双方所有往来电报，也一律把张浩（林育英）名字放在第一位。此时的张浩，俨然已是一个“太上皇”，受共产国际委派“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愿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

    张国焘不怕毛泽东，但他怕共产国际。愿意当孙子，就要认孙子的命。在无序状态下，政治在中国是一场流氓比赛——底线越低，胜算越高。项羽的底线是人不能吃自己的父亲，刘邦越过这一底线，轻而易举战胜项羽。张国焘的底线是共产国际不可冒犯，毛泽东跨越底线，让张浩假冒“共产国际代表”发令，迫使张国焘向陕北输诚。
    其实，四方面军不乏与共产国际关系密切的人，即使共产国际没人来，他们也可以派人去莫斯科，申述另立中央的理由。但张国焘没有这样做，而是服从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解散了“第二中央”。他到死都不知道，张浩只是毛泽东的木偶；没有什么“共产国际代表”，自始至终，他都是在同毛谈判。更糟糕的是，在得知“共产国际”态度后，自陈昌浩起，“第二中央”的委员们纷纷倒戈，与张划清界限。与此同时，目睹毛、张斗法，以张闻天为首的“陕北国际派”对毛五体投地，心悦诚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中国政治。这种政治是他们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永远学不到的。至此，未来已无悬念：中国革命的领袖，非毛泽东莫属！
    张国焘怕共产国际，毛泽东不怕。毛没见过斯大林，但他比张更了解斯大林。毛知道，莫斯科喜欢强人：要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必须控制红军。至于怎样控制，手段并不重要，反正很多事情是可以追认的。李德的任务本来只是给中共送款，他都能成为太上皇，张浩为什么不能代表共产国际？既然张浩可以冒充“共产国际代表”发几十封电报，与张国焘讨论红军北上南下事宜，日后声称张国焘也有一封给陈昌浩的“草地密电”又算什么？反正双方有那么多的电报往来，谁能分得清是非真假？谁又有资格到共产国际去查证？
    作为心理学大师，毛泽东以张浩名义发给张国焘的每一份电报，都经过仔细推敲。张不想北上，毛就欲擒故纵，说北进是上策，但南下或就地发展也可自便。（注12）张怕算老帐，毛就承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注13）知道张有意西进，毛就顺水推舟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注14）为促使张解散“第二中央”，毛甚至同意朱德的建议：两个中央暂停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注15）总之，不惜一切代价，诱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听“共产国际”调遣。

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更有霸气？

效果超出了毛的预料

    张浩假传圣旨的效果，超出了毛泽东的预料。在人数和声势上，张国焘的中央远胜过陕北中央。张浩来电后，张“急谋统一”，同意了朱德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表面上双方各退一步，实际上对毛有利。毛当时最担心的，是张一意孤行，不接受调和，而国际鉴于四方面军势大，可能最终承认张为“中央”的既成事实。毛没想到，“共产国际圣旨”有那么大的威力，张不仅取消“第二中央”，而且含泪北上，做好了被开除党籍、被军法从事的准备。这一下玩笑开大了，险些无法收场，张到陕北后，毛没有再次假传圣旨，置张于死地。（即使毛真想这样干，恐怕他的“国际派同盟”也不会同意。当初毛说服他们一起欺骗张国焘，用的不外是“化解分裂”、“统一红军”之类的理由。现在目的达到，国焘俯首，愧疚之余，他们没有理由再打落水狗。）然而，以后的历史证明，凡事皆有自己的逻辑，尚方宝剑既已出鞘，就必须见血。即使毛不想一意孤行，他也没有退路。
    在心理素质上，毛泽东远胜张国焘。徐向前说：“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注16）“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注17）内部众叛亲离，外有“国际”压力，张国焘心理崩溃，不战而降。
    与毛泽东相比，张国焘还是个书生。四方面军决定北上，不是因为毛泽东正确，而是因为“共产国际”威力。张出身北大，服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毛来自民间，深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奥妙。搞中国政治，《三国演义》显然比《资本论》好使。
    1936年5月30日，取消“第二中央”前夕，张国焘最后一次向张浩核实：“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注18）没有查到张浩回电，却看到毛泽东6月15日给彭德怀一封密电，“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特闻。”（注19）翌日，6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信联络正式开通。7月22日，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集体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电台联络从6月起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的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注20）
    基本可以肯定，7月22日电的签署人，就是张浩骗局的知情人。发电的目的是未雨绸缪，以防不测。此电在“不经意间”，回答了张国焘最关心的问题——“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这是一封长电，内容分甲乙丙丁，甲谈陕北紧急战况，乙论三大主力会师光辉前景，丙讲西北大联合的伟大局面，最后在丁处附带提到，与国际联络近已“畅通”。“畅通”字面意思可理解为，以前也通，只是不畅。电报作者心思之缜密，令人叹服。

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

    未能识破“畅通”一词的奥妙，张国焘几经反覆，终于北上。会师后未被责罚，反而受到欢迎，张倍感意外。深知“共产国际”家法严酷，张曾做过最坏打算。北上途中，他哭著对陈昌浩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注21）据徐向前回忆，陈昌浩在岷州会议上抵制张的西进计划，虽是执行中央指示，也多少含有取而代之的意图。
    会师后的情形是，秫秸秆打狼，两头害怕。毛泽东把张国焘这条大鱼钓到陕北，却没地方安置：张浩说了太多的谎话，一旦谎言穿帮，后果不堪设想。更令毛担忧的，是张国焘还有4万人马，陈昌浩、黄超、李特都是狂热的教条主义者，唯斯大林马首是瞻，他们如果知道张浩“假传圣旨”，必定不会善罢甘休。无奈之下，毛只好顺水推舟，同意张国焘的西进计划，使两军保持距离，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如徐向前所说，四方面军西渡黄河是执行中央宁夏战役的计划，并非张国焘“擅自决定”。但更想西进的是张，恐怕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对张来说，离开陕北，无异是逃过一劫。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后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想借刀杀人，有意造成西路军失败。但西路军的覆灭的确为毛泽东解决了一个难题：至少，不会再有人追问张浩“国际代表”身份了。
    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大约是1比20（4000对8万），毛泽东处于绝对劣势；1936年10月会宁会师时，这一比例升为1比4（1万对4万）；1937年3月西路军兵败后，这一比例再升到1比2（1万对2万）。加上二方面军的支持和四方面军上层的分裂，毛此时已控制了红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发动整肃张国焘运动，在党内高层抛出“草地密电”，指控张曾企图以武力挟持中央，为自己在草地的不辞而别做了政治交代。一年后，张国焘叛逃，共产国际追认毛泽东在反张国焘斗争中的一切做法，而张浩全身而退。 

谎言的代价是党的堕落

    张浩“假传圣旨”，的确统一了红军，但代价是党的堕落：不择手段成了手段，欺骗成了常态，说谎成为必须。如果说毛泽东掌权之前党文化的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掌权之后则是弄虚作假，对此张浩难辞其咎。从1936年到1976年，经过延安整风、反右、大跃进、“文革”，以功利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伴随以假、大、空为特征的党文化，在中国上演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直到今天，不少人仍以欺骗为荣，撒谎为业。现成例子是共识网上一篇盛赞张浩临危受命、智斗张国焘的文章《张浩“假传圣旨”化分裂，张国焘解除伪中央》。联想到祁连山下的森森白骨，能为欺骗写出这样的颂词，一定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就是为张浩执绋抬棺的毛泽东，事后也不愿谈及张浩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列宁说：“撒谎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个限度。”什么是限度呢？好心人会说，张国焘到陕北后，毛泽东应坦诚相见，告诉他张浩是“假传圣旨”，其动机是化解党内分裂，统一红军。遗憾的是，政治不是好心人的游戏，它有自己的逻辑。可以断言，毛如果真实情相告，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在中国，政治是你死我活，没有双赢。
    开弓没有回头箭。1936年10月30日，在两军会合、张国焘见到张浩后，毛泽东批评张浩：“对张（国焘）态度不对，不要太软，也不要太硬，诚意相处，避免硬化。”（注23）
“不要太软”，是怕穿帮，引起张国焘怀疑；“也不要太硬”，是怕激化矛盾，不好收拾；“诚意相处”，是叫张浩掌握火候，继续欺骗；“避免硬化”，是让张浩小心维系与张的关系，保持沟通。很明显，毛泽东决心欺骗到底。赌博即已开始，就只能按自己的逻辑结束，谁也经不起翻盘的风险。
    张浩完成了任务。终其一生，张国焘视他为挚友。30年后，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张闻天等的第一个步骤，便是调走持论公允的林育英。西安事变时，林育英显然已受到毛泽东等的排斥。张闻天曾说，林育英有些神经病，他过去所说的话不能算数。我当时曾质问张闻天，难道当时在陕北各中央委员，联名发给我的电报，主张两个中央暂时停止职权，由林育英任双方联络人也不能算数吗？张闻天听了，苦笑说，老毛说不算数，我也没有办法。”（注24）

“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闻天后来在延安整风时说：“毛泽东同志拿‘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来应付张国焘这位野心家。”张这里指所的，可能是“草地密电”，也可能是“假传圣旨”，亦或两者兼之。
    非常可能，张浩的故事也瞒过了陕北以外其他中央领导人。其实，就算朱德、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何长工等人日后识破了张浩骗局，他们又能怎样？草地分裂后，与张国焘一起另立中央，担任要职，呼口号“打倒毛泽东”，已使他们抱憾终生，那里还敢旧事重提，挑毛的错！
    如果说张国焘“草地密电”（武力解決毛泽东）至今还是一个谜，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掘，张浩“假传圣旨”则早已真相大白，是一个公开的事实。1991年苏联解体，人们在档案中发现，张浩“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纯属子虚乌有；没有人派他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他与国际之间也没有电讯联系。
    此时毛泽东、张国焘早已去世，事件的当事人也都退出了政治舞台。面对新发现的史实，国人无动于衷。相信“成王败寇”的古训，真相，对中国人来说，从来就不重要。他们被骗过太多次，不在乎再多这一次。生活在谎言中，人们早已麻木。不要说什么历史真相，历史没有真相；一切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成功者创造历史，“胜利者不受谴责”。
    张浩“假传圣旨”，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场骗局。它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最前者）为张浩（林育英）抬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