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曹长青：习近平原来是金正恩

曹长青：习近平原来是金正恩
2014年11月01日
在过去这几年来，中国人以讥笑北朝鲜、嘲弄金正恩为乐，大家都为中国“进步了”而有点得意。当然，谁不愿看到中国进步呢。于是，红墙内外，又有相当一批人，尤其是反共的人，像当年欢呼“胡温新政”一样，为“习李新政”叫好，第N次启航寄望“好皇帝”的梦想。
金日成的毛时代，西方也有一半人做共产主义美梦，不必提它了。金正日时代，西方对他只是铁着脸皱眉头。到了金正恩时代，西方人也和中国人一样，拿他逗乐了。孙子返祖到爷爷的时空，当然像猴子一样好玩。至于那里的人民嘛，唉——，所有看猴的人都感叹，可怜呵，被封在笼子里的傻子们。
    
    中国当然成色不一样了。步中国货涌向世界的后尘，中国人也开始涌向世界。以前“老子去了趟纽约”、“哥儿们刚从欧洲回来”还可以吹吹牛，今天那些精英们周遭转一圈，发现没几个人的老婆不是刚从国外采购归来。那些成天玩什么“苹果”的，对国外早已不新奇。至于中国领导人嘛，你顶多也就是铁着脸皱眉头，怎么也还不至于想到金正恩。
    
    这次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加上随后的那个“网络作家旋风”，忽然让很多人看到，啊，原来中国也走到了“返祖”的金正恩时代！傻了。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还是能不能笑出口。自己是看猴的？还是被猴耍的？还是也成了北朝鲜那些被感叹的？
    
    毛泽东历来喜欢舞文弄墨，以七十年前的时空，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可以理解。之后，毛的接班人们，邓小平没开过，江泽民没开过，胡锦涛也没开过。因为再继承党的传统，也不至于走到“返祖”那一步。在连批判“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都成恐龙的年代，居然冒出一个“习近平文艺座谈会”。
    
    去网上看一眼那个座谈会的视频，简直太恍如隔世了。这年头，还有如此耍猴的！台上台下人说的那些昏话，早在三十多年前，不就被否定、被嘲笑了吗？怎么今天会在众目睽睽下梦呓出来？好像在排演一部有关“上山下乡”年代的戏剧，而且是夸张的舞台剧。不知座位上那些人有没有谁脸上发烧，想想互联网的观众面那么大，那台戏留在网上的历史会是到永久。
    
    那台戏，耍猴耍得最精彩的、终于让“国货”代替金正恩成为国人饭后茶余笑谈的，当然是嘟囔了两个小时台词的习大人。而点名“两个网络作家”则把这台怀旧戏演到高潮。
    
    任何不是猴子的都可以看出，那个网络“作家”实在是比姚文元更恶劣一万倍的。姚文元起码相信自己说的话，那個周小痞是连自己的谎都不相信的。
    
    当然，中国十几亿人，有几个疯子不奇怪，令人目瞪口呆的是那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居然欣赏、钦点，并要让痞子谎言家释放“正能量”。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居然有人说，习是被中宣部耍了、黑了；总书记根本不知道周小痞是咋回事儿；甚至有人说，是宣传部门把“精心包装的狗屎”给习大人泼了一脑袋。对如此“狗屎论”者，你只能猜测，他本人大概就是参与“精心包装狗屎”的，否则怎么沾一身和周小痞一样的味道！
    
    如果“精装的狗屎”在一夜之间就臭遍全中国，说明此“精”烂到周某人地步。如果宣传部门谁敢斗胆到给习大人泼狗屎的地步，他早就在18层地狱睡了好几觉了。中共宣传部，从来都是跟最高领导人穿连裆裤，对这一点装不知道的，差不多得有周小痞一样的撒谎勇气。
    
    这里一目了然，那两个“网络作家”是习本人亲自发现、亲自钦点到那个座谈会上，然后才有那个直接点名的高潮。没有习大人的亲自点名，哪怕中宣部里全都是猪，也不会把一滩连一夜都包不住的狗屎送到总书记鼻子底下。
    
    毛时代，他手下的人可以把任何跟毛相佐的意见全部挡掉。就像袁世凯，部下自己做报纸，让他看到全国都拥戴他做皇帝的一片大好；当有一天佣人用街上的真报纸包着东西回来，让他意外看到原来全国对他是一片恶骂，结果一下子就一命呜呼了。
    
    今天，习近平和你我一样，每天上网看各种消息、评论。他可以封网，挡住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外面的景，但有谁相信他会给自己的电脑架起防火墙吗？他此时此刻就和你一样，在网上看你正看的文章。
    
    这张网轻轻松松地把珍珠和垃圾、真实和谎言摆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这里是最真的共产主义——君子和痞子，待遇绝对平等，按需所取。
    
    那凭什么判断习近平亲自钦点周小痞呢？且不说他上台两年中国的急速左转，对异议声音镇压的心狠手毒，仅凭他这几年被广为报道的高论就清晰可见，中国人多么倒霉地迎来了一个金正恩：
    
    出访国外时他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典型一个上山下乡红卫兵。
    
    对苏联解体的认知是，当时 “竟无一人是男儿”。他崇拜的男儿是毛泽东。
    
    更有甚者，对国内的反对声音，他回答，“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原来还是党在养活着13亿人！
    
    凭这种“山大王”等级的言论，再加上他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你完全可以想象，习某在网上见到周某和花某的文章，感觉多么解渴，多么一拍即合。
    
    据花某人博客说：“他当时的原话是：‘我们的会上还来了两位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在哪儿坐着呢?’ 那一刻简直不知所措，不由自主的就站了起来，举手说：‘习大大好!’总书记微笑点头、、、、、、” 
    
    （上述博文，以及花某2014以后的博文现已统统不见了，看来“花作家”是只被允许说假话的，刚说了一句关于总书记的真话，也被封了，因福得祸呵。）
    
    习近平不仅清楚地知道二人，而且在被当面叫做“习大大”时，竟然微笑点头。别说国家领导人，就是一个厂长、村长，如果有人叫他“张大大、李大大”他能接受，还挺高兴的，那是不是有点智障呵？你再闭眼想想习大人微笑点头那情景，不是活脱脱一个金正恩嘛？
    
    中国的事儿实在太怪了，高官越疯越有人捧。今天捧习的人，比捧邓、江、胡的都多。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独裁专制的垮掉都得是最高领导人的倒台。连毛皇帝都很清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真不知那些号称反专制，却死挺专制最高领导人的人们到底要干什么？
    
    若干年后，回首中国民主化的历史进程，最滑稽的一幕大概是，海内外居然有那么多中国人，一边痛批共产党，痛骂独裁专制，痛宰某个贪官污吏，一边誓死捍卫中共最高领导人。一绝。一股维护习政权的“正”能量。
    
    不过大家别以为习近平很得意，有谁认为做金正恩很得意吗？我们看所有独裁者，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毛泽东到萨达姆到卡扎菲到穆巴拉克，无论是不得好死，还是不得好活，他们哪个人的日子比得上戈尔巴乔夫呢？更别说在历史书上，那是魔鬼和功臣之分呵。 
    
    习近平明摆着有做毛泽东之心，但毛当年能得逞，不仅仅是靠血腥，更靠人们心里真正的蒙昧。可今天你看看吧，谁想用周小痞的能量（能耐）对付那些看金正恩耍猴的中国人，结果不仅是自己制造了一盆“精装的狗屎”，结果还扣在了自己头上。
    
    2014年10月31日
    

昨天： 习近平带领中国重温强人政治 "指鹿为马"时代来临

习近平带领中国重温强人政治 "指鹿为马"时代来临

2014-10-30

话说毛泽东进入历史之后，习惯有强人领导并由领袖代为安排人生的一部分中国人心里一直很失落，于是唱着红歌，“心中想念毛泽东”。如今毛泽东虽然没有重回人间，却盼来了一位要效法毛铁腕治国的政治强人习近平，其专权魄力一点不输于*****当年热烈拥戴的薄熙来。

以下是我10月27日读中国媒体重要新闻的感想。此时，正值中共四中全会开完，党正“带领”全国人民“欢庆”新时代的到来。

*军权收归大计将成*

《京华时报》发布的《解放军六大集团军主官换人》是条出口转内销消息，最先由香港党媒大公网登出。主要内容是：十八届四中全会前夕，解放军一批集团军调整了军事、政治主官。陆军18个集团军中有6个集团军变更主官，2个集团军是更换军长，4个集团军则迎来新政委。另外，空军空降兵15军也调整政委，海南省、重庆市、宁夏自治区则调整了“戎装常委”。

擒贼先擒王。先弱其主干，拿下郭伯雄与徐才厚这两位掌军中实权的军委副主席;再削其枝干，调动集团军、各大军区首脑。如今动了三分之一的集团军头领，各大军区、集团军首脑若只是口头表示效忠，行动上还象以前那样捣点小乱，其仕途前景可知，可能去“尝尝牢饭”。

*网络监控加强，“指鹿为马”时代来临*

10月27日新华网发布《中央网信办面向社会公开选拔9名处级干部》，其中前两个职位“网络评论工作局负责互联网时政评论工作的处长1名，负责互联网文化评论工作的副处长1名”，不少网友认为是为周小平及其同类量身定制的职位。

在此借用“旁观者昏”的文章《习近平的指鹿为马的时代》的开头：“ 周小平这孩子还带着无耻到理直气壮的神情，这当然让习格外欣喜。这个座谈会(指10月中旬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就是在竖立一个标杆：能够有勇气为党指鹿为马的人，无论这人多么不堪，我党也要做他的后盾，为他圈住一片施展的场所。”

本人认为，周小平事件带来的恶劣后果，中国社会至今还只是初尝罢了。这个榜样的力量将鼓励一大群人因求进心切，指鹿为马，从而形成类似文革时期那种颠倒黑白的社会风气。据我所知，目前不少海外中文网也会封杀不利于某党、某些人的言论，哪怕是事实俱在的研究结果。因此，今后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时，考证这一时期的网络舆论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关系，恐怕将成为历史学家的地狱。

*建立智库，在国际社会占领理论制高点*

新华社10月27日在《习近平：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中说，《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已被审议通过。“习总书记强调，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定位明晰……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

在养成智库方面，中共已经相当成功。在国内采取的手法是又打又拉。打，是指先消灭异议声音，凡批评者采取打压、监控、收缩其生存空间的手法，让批评者失去朋友与支持者，步步紧逼，最后迫使这些人或是辞国，或是闭嘴，或是改变态度(恕不举实例了)。拉，则是用名誉，如国务院津贴专家，地位(职称)、金钱(各种课题经费)予以拉拢。这套措施在胡温时期已经相当成功，习近平时期打压手段更厉害，拉拢更无底线，终于导致学者为帝王服务的“学问”亦无底线，诸如宇宙真理论、三统论、“党国体制为中国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等理论，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的局面。

江泽民时代一些官方学者还认真在为中共想理论出路，比如“三个代表”理论，至少算是为中共重新定义了社会基础，因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说法为资本家入党扫清了理论障碍。胡温末期已少有这种人了，基本上是罔顾现实，只投最高统治者所好了，最后鼓捣了一个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仅有国内学者唱赞歌是不够的，为了提高赞歌的分贝，于是还制订了吸引海外学者回归的“千人计划”。如今要“建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可想而知，这批智库今后的主要“理论研究工作”，就是琢磨如何为专制正名、为民众洗脑、以及“与西方反华势力进行艰苦的斗争”。

*中国离“动物农庄”有多远?*

可以说，周小平面圣的“二平会”之后发生的一切，标志中国进入指鹿为马时代。无论今后北京是标榜“依法治国”，还是祭出“深化改革”等旗号，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中国正在变成一个21世纪版的“动物农庄”。有周小平这类理直气壮赞美猪的生活无比美好的“领头猪”引导网络舆论，中国这一局域网最后可能就只剩下“一党领导好，多党轮执坏”、“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类哼哼声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农庄里喂养“动物”的“饲料”是否足够。目前，中国生产“饲料”的“经济发展”是个弱项。在胡赵时期，尽管邓小平曾支持清除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但赵紫阳力主在经济领域内不反自由化，容许理论探讨。如今也有一些在经济领域内小打小闹的政策，比如，为了解救房地产业的危机，央行、银监会推出以房贷证券化为核心的“9•30房贷新政”，为解目前之困，不惜步美国次贷危机后尘，行饮鸩止渴之计。尽管以增发货币为内容的微刺激政策也在实行，但没人敢提出发行千元大钞，以减少印钞成本(据说99版100元刚开始印的时候，成本大约是7块钱，光变油墨就占了5块)。前几年中国报纸揭出，当年国共内战时搞垮国民政府财政系统的金元券发行计划，是由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内的红色经济学家”冀朝鼎提议;有此先例在，类似建议不得不谨慎考虑，万一出现不良结果，提议者就可能被视为“外部势力潜伏在中国内部的卧底”。

毛驱动中国人的力量是“精神原子弹”，宣传上鼓吹“穷则革命富则修”，“越穷越光荣”。习近平驱动中国人的力量是“饭碗”，听话者让你“吃党的饭”，表现越乖，饭碗里的食物越多，“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中国离“动物农庄”有多远?其实从来就没离开过。只是80年代以后，让大家在“动物农庄”的围墙窗户上看了看外面的风景，偶然可以点赞一下“外面风光还不错”。在此期间，对“政府与人民究竟谁养活谁”这个问题，中国人经历了以下的认识演变过程：改革前10年，少数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概念，懂得了政府不创造财富，不是政府养活人民，而是人民养活政府;改革20年时，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纳税人权利，懂得政府应该政务公开，人民可以向政府问责;改革到“习大大”时期，中国人民又退回到都是“吃共产党的饭”，只能由中共政府说啥就是啥了。

这种靠纳税人养活却自称“养活全国人民”的强人政治，中国人没苏格兰人那福气，不管喜不喜欢，都得“接受”，否则就成了“砸共产党的锅”。在党大于法的“依法治国”的桎梏下，人人都得感念能“吃共产党的饭”。那些时刻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同胞们，你们如愿了么?

ZT: 余杰：習近平與周小平：皇帝需要什麽樣的裁縫？

余杰：習近平與周小平：皇帝需要什麽樣的裁縫？
2014年10月31日
少年時代閱讀安徒生那篇最著名的童話《皇帝的新裝》，首先感嘆的是於皇帝為什麼如此愚蠢，堂堂一國之君居然被名不見經傳的騙子玩弄於股掌之上，最后偏偏由一個孩子來說出“皇帝什麽都沒有穿”的真相。長大以後，我才慢慢發現，皇帝一點也不愚蠢，皇帝比我們所有人想像的更加聰明，否則他決不可能如臂使指地統治一個國家。在安徒生的那個故事當中，皇帝並不是愚蠢地被騙子所欺騙和利用了，反之，皇帝是利用騙子的騙術來檢驗臣民對自己是否具備百分之百的忠誠——他說自己穿上了最漂亮的新衣，所有臣民就必須重複同樣的謊言。只有這樣的順民，才是最好的統治基礎。這就跟遙遠的中國的那個“指鹿為馬”的典故一模一樣：儘管眼前的動物明明是鹿，但只要趙高說是馬，大臣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說是馬。如此，方能飛黃騰達；反之，則被打入天牢。
    
    效仿毛澤杔導演的那場影響深遠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習近平也如法炮製了一場北京文藝座談會。這場座談會真個是“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將中國文藝界的大腕們一網打盡。總導演當然是侃侃而談、春風化雨的習近平，而充當主角的，既不是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和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鐵凝，也不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卻是此前我從未聽說過的“網絡作家”周小平。
    
    在周小平出席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被习近平叮嘱多写“正能量”作品的第二天，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的《参考消息》，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了周小平的三篇旧文：《梦碎美利坚》、《飞吧，中国梦》、《他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旗帜》。一看這幾個題目就清清楚楚了，這不就是對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東施效顰嗎？戈培爾說：“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地狱为天堂。”戈培爾又說：“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受到習近平之“親切關懷”之後，周小平在一夜之間躍上龍門、身價百倍、炙手可熱，讓馬云、孔慶東、司馬南、成龍等“人渣榜”上的前輩“人渣”們個個望塵莫及。看到周小平如此親密地稱呼“習大大”，他們快要嫉妒地發狂了。下一個年度，號稱比諾貝爾和平獎更有公信力的“孔子和平獎”，或許會頒獎給周小平。甚至有評論指出，“周小平时代”到来了。
    
    不過，“學習團”的粉絲們，以及那些一心當“南書房行走”的公知們，似乎不願意接受這個鐵的事實，不願意讓習近平與周小平“二平併列”。他們看不起周小平這個暴發戶，同時又不敢置疑主子的智商和情商。於是，他們苦心積慮地編造出一套說辭來為偉大領袖解套：這是主管文宣的劉雲山為習近平設置的一個陷阱，劉雲山故意安排習近平接見周小平這個臭名昭著的“五毛黨”，以此敗壞習近平如日中天的聲譽。甚至還有海外媒體故作神秘地透露中共高層正邪鬥爭的密辛：這是作為江系要角的劉雲山，奉江澤民的命令繼續抹黑習近平的卑劣手段之一。浸淫於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和后宮甄嬛傳的中國人，對此類劇情最是津津樂道並深信不疑。
    
    實際上，江澤民早已是殘花敗柳、在死亡線上苟延殘喘而已，那裡還有能力如此精心算計如旭日東昇般的一代雄主習近平？而好不容易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劉雲山，縱然有一顆豹子膽，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膽地羞辱慶豐帝。更何況，慶豐帝身邊智囊如雲，對主子到什麽地方、見什麼人之類的重要事務，都會仔細權衡，並呈報主子首肯。此次周小平出席花團錦簇之盛會，必然是習近平的“欽點”。否則，習近平怎麼會親熱地招呼並溫柔地勉勵這個年輕的小伙子？
    
    習近平的精神結構，與周小平是“同構”的。讀一讀習近平繼位後發表的講話和出版的書籍，就可以從中嗅出一股濃得化不開的“周小平氣味”——那種狂妄自大、唯我獨尊的心態，那種顛倒黑白、信口雌黃的口吻，那種狹路相逢、你死我活對思維，“兩平”簡直是如出一轍。所以，習近平對周小平的欣賞，乃是臭味相投、惺惺相惜。此前，習近平必然是讀過周小平的大作，並如同秦始皇讀韓非子文章那樣，驚為天人。這才有了兩人的會面，會面之後，哪能不一見鍾情、相見恨晚呢？
    
    有什麼樣的主人，便有什麽樣的奴才。有什麽樣的皇帝，便有什麽樣的裁縫。當年，毛澤東身邊的弄臣，是陳伯達、康生、郭沫若、姚文元、胡喬木之類的才華橫溢、思如泉湧的大惡人。他們的文章不是普通的文字，而是見血封喉的利器。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就是文字獄的犧牲品：作為毛澤東時代兼有特務頭子、馬列主義理論家和書法家多重身份的康生，污衊習仲勛炮製反黨小說劉志丹，目的是為高崗翻案。康生將習仲勛的作為概括為一句殺人不見血的名言：利用小說反黨。康生將這句話寫在紙條上遞給毛澤東，毛澤東在大會上公開宣讀，公開表示同意康生的判斷。於是，習仲勛的悲慘命運就註定了。
    
    周小平當然沒有康生那種“邪惡的天才”。這是一個連邪惡也淪為笑柄的小丑時代。當皇帝也成為小丑的時候，能指望出現有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裁縫嗎？習近平不過是個山寨版的毛澤東，他不可能找到和重用像陳伯達、康生、郭沫若、姚文元、胡喬木那麽有才華的弄臣，而只能任命周小平這樣不入流的人物來為之設計形象、裁剪衣服、裝點門面。願他們主仆二人合作無間，珠聯璧合。
    

ZT: 达赖喇嘛尊者参加跨宗教讨论，发表关于世俗伦理的公开演讲

达赖喇嘛尊者参加跨宗教讨论，发表关于世俗伦理的公开演讲
2014年10月29日
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2014年10月26日
    
    今天早晨在前往其他活动之前，达赖喇嘛尊者首先会见了从包括各亚特兰大、纽约、新泽西和明尼苏达等地来到伯明翰的350名藏人支持者。在谈及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时，尊者说现任中国领导层大都记得文革的磨难，而年轻一代在国外学习时又见识了自由和民主。尊者虽然同意以后这批年轻人掌权后中国会发生变化，但认为这恐怕要在10到15年后才会发生，一些民主人士期待这种变化很快到来恐怕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与此同时，尊者希望西藏内外的年轻一代藏人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样有朝一日机会来临时藏人靠自己就能站稳脚跟。 
    

    尊者指出有很多藏人来到美国赚钱，这是值得鼓励的目标，但尊者也敦促这些人能将财富有意识地用在共同利益上。谈及文化问题，尊者说：
    

    “作为一个流亡者，我在世界各地见识了很多人。虽然我的教育背景是佛教式的，但我从不认为我比他人逊色。这是因为我们藏族的传统丰富多彩。过去到西藏的游客大多只是来满足探寻异族文化的好奇心，但实际上我们藏人是在守护着博大精深的那烂陀传统，这种传统应视为我们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另外，即便在个人层面上有一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心态平和是身体健康的最佳保证。”
   
    在谈到街上支持多杰雄天一派的抗议者时，尊者说这些人是在行使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对于有这么多人前来展现言论自由，尊者只想说“谢谢你们”。但既然今天没有安排佛法讲授，尊者说他想在这此见面会上专门讲几句话。他引用月称大师（Chandrakirti）的话说“阳光使莲花盛开，就像佛陀以话语驱散世间黑暗”。但尊者补充道：
    “佛陀既没有洗去因果报应，也没有消除事物的结果；
    佛陀不是将见解灌输给比尔，而是通过教育别人面对现实为其带来自由。”
   
    尊者说四圣谛解释了苦难的因果以及通往幸福的途径。这是佛教独特的传统，在巴利文和梵文的佛教教义中都有。此外，梵文教义里还展示了“双重真理”的问题，因为外观和现实之间是有差异的。这个概念其实和现在量子物理学的观点很想象，因为量子物理学认为当你试图寻找客观真实时就注定了不会被发现。
   
    尊者带领大家念诵常见的经文以从佛陀、达摩、僧伽处寻求保护，并产生菩提心的觉醒心智。在念完观世音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心咒后，尊者分别与各团体的人合影留念。
   
    在附近的阿拉巴马剧院，市长威廉·贝尔（William Bell）欢迎尊者的到来，他对2000名观众说他之前就希望尊者能参加伯明翰50周年庆典活动，但很遗憾尊者的行程早已排满当时不能光临，不过很兴奋的得知尊者愿意另寻时机前来。
   
    主持人鲍勃·塞尔曼（Bob Selman）简要介绍了出席跨宗教讨论的嘉宾：纽约大学的大学神职人员哈立德·拉蒂夫阿訇（Khalid Latif）， 保罗神父团（Paulist Fathers）主席埃里克·安德鲁斯（Eric Andrews）牧师，纽约市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第16任也是第一任女性院长海悦琼斯牧师（Serene Jones）， 基督教传媒集团都市事工CEO卡尔赖特牧师（Carl Wright）和美国著名的正统犹太教拉比Shmuley Boteach，最后是一位简单的和尚、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塞尔曼介绍了讨论会的流程是每请尊者回答一个问题后，就由其他嘉宾中的一位进行点评。
    

    马丁·路德·金在其著名的《伯明翰监狱来信》中说“等待”往往意味着“从不”，塞尔曼问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对于人权问题应该有多少耐心或是不耐烦呢？尊者回答到：“我们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基本权利。但我们为获得幸福所作的努力应符合现实，不然我们往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我们需要全方位的检查我们的目标。在完整地评估目标能否实现之后，我们还要判断是很快还是很久才能实现。有些很容易就可以做到，那我们应该立刻去做。但也有些事情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时我们就要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必须即面对真实又保持坦诚，这样会吸引来自更多人的道义上的支持。在等待行动期间的耐心也是慈悲心的一种，而急躁则会导致失败。”
    

    尊者还说他欣赏美国人直爽的态度，但也注意到有些年轻人在应该冷静时却非常兴奋，这样不好。赖特牧师在评论时提到几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博士写就其信时伯明翰还是一个“不公正就是法治”的地方。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讨论仁慈和慈悲心的重要性。尊者告诉观众说尽管他母亲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而且是文盲，但她非常善良。她的子女从未见过她发怒。
   
    “既然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以物质主义为导向的，我们应该另找办法如何在学校传授内在价值。无论哪一种宗教是多么的美好，总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更为普世的途径来教授真善和慈悲。这样的试点项目正在温哥华和英属哥伦毕业省进行，我希望如果这些项目是成功的，最好能得到广泛的推广。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因此感情和仁慈是确保我们生活在幸福社会的关键因素。”
    阿訇哈立德·拉蒂夫在回应中说同意尊者的观点，没有哪一个宗教能完全掌握我们的内在价值。他还讲述了自己参加纪念9.11事件9周年时的一件事情，当时他身着警服，但也头戴伊斯兰式帽子和留着浓密的须发。当时副总统拜登即将出席这场仪式，身着深色便衣的安全人员试图拦阻阿訇参加，因为他们认为“我这身特殊的装扮看起来不应该出现在这种地方，但我知道如果我还击的话，事情会更早。但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9.11事件失去儿子的母亲主动为我辩解，这就是慈悲的表现。”
    

    下一个问题起自哲学家科内尔·魏思特（Cornel West）的一段话“绝不要忘记正义就是公众眼中的爱情”。尊者从阿訇的经历谈起，说所有主要宗教都传递关于爱的信息，“这当然也包括作为世界上主要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一个穆斯林朋友告诉我，一个真正的穆斯林必须爱所有安拉创造的事物，导致暴力流血事件的人就不再是真正的穆斯林了。另外，圣战（jihad）的真正定义是与我们自身的破坏性情绪作战。在9.11事件一周年纪念时，我恰巧在华盛顿特区，就应邀参加了追悼仪式。我当时就说虽然这一惨案的肇事者都有穆斯林背景，但不能因此认为负面化整个社区的做法是合理的。我说每个社区都有作恶的人，不论是基督徒，犹太教，印度教还是佛教社区里。事实上，现在就在外面还有人抗议我，但不能仅凭借这些人的行为就对所有佛教徒错误的下结论。”
     尊者说正义事关维护他人的合法权利，必须意识到其他人同样有权利幸福。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把爱扩展到别人，将他们视作兄弟姐妹。琼斯牧师表示同意，说正义就是爱在行动。对哈珀·李的小说“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引用使安德罗斯牧师回忆起阿提卡斯律师（Atticus）的话“你永远不能认识一个人，直到你站在他的立场并与之同行。”尊重接着说我们应该铭记所有人类之间的同一性，并且意识到我们是互相依存的：
    “如果你让别人快乐，你会很高兴。如果你让别人不快乐，你就惨了。”
     拉比Boteach为迟到而道歉，还说我们不是简单来听尊者的话还要感受他的存在。拉比直白地说到不能接受把宽容（tolerance）这个词仅理解为容忍他人所作的一切，他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时代的多民族社会以通向更人性化的未来。曾有犹太朋友对他说伊斯兰教是一种意图伤害犹太人的暴力运动，但他的回应是当犹太人在1492年被赶出伊比利亚半岛时，只有奥斯曼的穆斯林谁为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而且邀请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的萨拉丁（Saladin）也是穆斯林。
   
    当属于新噶当派NKT/ISC的一个在场抗议者出于对多杰雄天派的支持，突然从后座间发难时，观众们对此行为表示了反对。又是拉比Boteach大声喊他下场，斥责他这样破坏了几千人前来听取尊者教导的机会，而且这样侮辱尊者的行为很无礼。
   
    在场面平静下来后，尊者提起我们是否应该统一宗教，统一对真理的认识。尊者说，不管我们喜欢与否，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宗教传统，都在传递关于爱、慈悲、宽恕与容忍的信息，尽管各宗教的哲学观点还存在差异。尊者断言，对于个人来说“宗教唯一，真理唯一”的念头是可以接受的，但在更大的社会层面上我们有必要考虑多种宗教和真理体系并存的情况。
   
    阿訇哈立德·拉蒂夫感谢尊者和其他与会嘉宾参加这样一个宝贵的跨宗教间讨论，斌感谢伯明翰市和市长组织这样的活动。
   
    在和其他嘉宾一起与市长威廉·贝尔共进午餐后，尊者驱车来到地区棒球场，那里有上万人在烈日下等待聆听尊者就世俗伦理发表演讲。尊者称观众们为兄弟姐妹，并介绍了他一生的三大追求。首先是提醒人们我们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大家是一样的，彼此都是兄弟姐妹。第二是促进宗教间和谐，因为无数的人在过去和现在都正在从各自宗教信仰中获益，不论是哪一种宗教。最后，既然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有同样的愿望和权利获得幸福，那就要展示如果通过世俗伦理来获得幸福，而世俗伦理是建立在共同经历、常识和科学发现基础上的。
   
    他解释说，我们大家都生自母亲，也都在母爱中成长。常识就使我们观察到，无论贫穷或富裕，一个有爱心的家庭是幸福的，而一个为怀疑和焦虑所困的家庭往往是不愉快的。科学研究正在积累证据表明冷静的头脑和善良的信对我们身体健康和一般的福祉都有好处。
   
    尊者总结到：“就是这样，我非常荣幸能在马丁路德金工作过的城市发表演说。我见到了他的遗孀并和她讲话，他的成就至今让我敬佩。对我们这些在世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将他的精神活出来。谢谢。”
     明天，尊者讲离开伯明翰，前往费城和普林斯顿大学。

ZT: 周小平风波笑点何在？

周小平风波笑点何在？
2014-10-29
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钦点”周小平，引起轩然大波。时评人长平认为，最应该被嘲笑的是此“平”而非彼“平”。

德国之声中文网）作家、艺术家、歌唱家，这些称谓在汉语中不仅是职业身份，而且意味着在某领域里有专业造诣，否则就只能叫作者、艺术工作者和歌手。网络时代，谁都可以不通过专业编辑审查发表文章，那些文章通常被称作网文，以示区别。网文的作者叫网民，写了很多很多的可以叫网络写手，一直写到蒙受传统出版界认可，有可能或者已经出版纸书的作者，才能称为网络作家。

网络时代出现了很多传统出版业可能埋没的佳作，上述称谓中的等级意味也被颠覆。这是一件好事。即便存在像《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你的中国你的党》这类粗制滥造的文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正如社会学家李银河点评的那样，作者周小平洋洋千言，"压根儿就是一个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从文法上说，他的文章不要说文采斐然，连文从字顺都说不上；从逻辑上说，他的文章生搬硬套，强词夺理；尤其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不顾常识，编造事实和数据。

这类文章通常被视为网民之间的"口水战"，作者连网络写手都称不上，遑论"网络作家"。让人惊讶的是，各网站接到来自宣传部门的通知，要把这些文章放在重点位置推荐。随后，这些文章出现在印刷媒体。几个月后，它们变成了书籍，摆进了大街小巷的书店。再接着，在相隔四十二年才有一次的最高领导人训话的文艺座谈会上，周小平和另外一位"网络作家"被"钦点"。

宣传部门重点推荐这些文章，人们视为一个笑话，甚至觉得他们玩忽职守，丢了新领导人的脸；等到新领导人亲口赞扬之后，尽管还是有人坚持认为他被宣传部门蒙骗，但是更多的文化人感觉受到羞辱。同样是溜须拍马，北京大学教授、兼职教授范曾、万俊人等精心撰写的"皇图八万沐初阳，耸岳奔川隐佛香"、"一代天骄承大梦，千秋伟业向康庄"等华丽诗句没有受到重视，通篇胡编乱造的网文何以受宠？

人们似乎忘了历史。羞辱斯文正是中共改造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作家杨绛在小说《洗澡》中，描写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对"洗澡"、"脱裤子"等宣传用语的不适。但是很快地，他们不仅适应了这些粗鄙的辞藻，也不得不通过自我羞辱来改造灵魂。"文革"之后，当局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在政治表态方面，羞辱性的话语体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召集知名作家、导演、音乐人、演员训话的习近平主席，在宣称自己读了大量世界名著（尽管只是文学教科书上列出的入门读物）之后，选择了周小平作为榜样推出，这的确是一个笑话。但是，最应该被嘲笑的是此"平"而非彼"平"。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们可能会发掘一下，这位热爱文学、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领导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文学品味，以及什么样的学术能力？脱口秀、相声、小品等讽刺节目又多了宝贵的素材。

中国没有这样的环境，于是周小平成为主要的讽刺对象。他创办（中国法律不允许的）色情网站、与宣传部门合作办公司等经历被搜索出来，他的文章被严肃对待。有些人通过嘲讽、揭露周小平来批评习近平，有些人没有意识到哪里最不"平"，认为主要错误在于周小平不诚实、文章差，而且投机钻营。

遗憾的是，连这样的娱乐也不被允许。宣传部门发布禁令删除揭露周小平的文章，人民网、环球时报都发表文章为周小平辩护。科普作家方舟子因为批评周小平文章，其社交媒体被封禁。"皇帝的新装"之所以是童话而不是现实，就在于它没有重视宣传工作。

ZT: 公关失败投诚失灵，赵本山跌落三大原因

公关失败投诚失灵，赵本山跌落三大原因

2014-10-23

政治如何影响小人物的命运，周小平和赵本山给出了最好诠释。

周小平原本是互联网上一位很不起眼的写手，就因为受宣传系赏识参加了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并被习近平亲自点名，一时间成为中国目前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尤其是在其个人经历和作品品质遭网络广泛批评质疑后，宣传系不仅为之出头封杀批判其文章缺陷的方舟子等人，随后更发动国家宣传机器为其大规模「辟谣正名」。从一个不为人知的网络肖小人物，到一夜间甚至享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般的封杀追捧待遇，周小平的蹿升走红可谓神速之极。

和周小平的春风得意完全相反，赵本山则可称得上是当今中国最失落的艺人。赵本山是国内本山传媒的董事长和多家公司的控股或参股股东，在国内文艺界也可称得上是头面人物。在过去差不过二十多年，赵本山在中国文艺界都担当着别人无法替代的角色，是一个从乡村草根奋斗到娱乐界大佬的极致典型。但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可动摇的人物，在政治面前也仍然是个无足轻重的肖小人物。

因为没有受邀参加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政治嗅觉敏锐的赵本山已经感到了一种不祥气息。他亲自出马透过媒体公关，积极组织麾下艺人高调学习文艺座谈会精神，亲自做了四十多分钟训话发言，他向媒体和部下说尽了这个时代的各种好话，把文艺座谈会精神吹捧到了文艺圣经般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他也仍然未能获得官方承认。如果说习近平主持中央级的文艺座谈会漏掉赵本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赵本山可能还有公关翻本机会，连辽宁省刚刚举办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文艺座谈会指示精神的省级座谈会也没有邀请赵本山参加，就意味着赵本山向中共新领导层的宣誓效忠失灵，他已经彻底被中共抛弃，被打回了一个草根的原型。

和周小平不同的是，赵本山原本是从中国东北铁岭农村走出的二人转演员。他是藉助央视这个平台，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才得到了观众认可。之后，赵本山又经营煤炭，进军地产和足球领域，购置了私人飞机，尽显了一个艺人及其难得的经营天赋和市场意识。不过尽管如此，都没有动摇到外界对赵本山艺人身份的认知，也没有动摇到人们对赵本山的喜爱。他已然成为中国小品界的代表，成为把东北二人转推向全国的英雄，尤其是在每年一度的央视春晚上，赵本山上与不上，已经成为比春晚更重要的话题。

长久以来，对赵本山的质疑主要存在于他的小品内容和展现形式。批评者大多认为这些内容对残疾人不够尊重，以及这些内容所展现的中国农民的「土」有损中国一直想对外树立的高大上光辉形象。在中国官方主导的文艺话语体系中，这些都可归入到「俗」的概念，在意识形态正逐渐收紧的趋势下，这个「俗」字已经成为裁定文艺作品是否合格的重要的标准。同样被打上「俗」字标籤的民间相声艺人郭德纲、海派青口周立波等这两年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可以预见到到的是，随着这次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这三位艺人，尤其是赵本山本人以后在官方电视台或文艺演出中露脸的机会都将大大缩减，甚至于可能不排除被封杀的可能。

但是，导致赵本山失宠的真正原因恐怕还不是这个「俗」字。据笔者所知，赵本山这次之所以被抛弃，和部分辽宁籍官员走得太近，以及其过于强烈的市场经营意识才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对于不少圈内人来说，赵本山和官场走得太近已经不是什麽秘密。在赵本山的家乡铁岭，当地主要官员几乎都和赵本山关系不错。更关键的是赵本山和王立军也素来交厚，曾是王立军的座上客，和薄熙来据说也曾有过交往，当年王立军和薄熙来事件爆发，外媒上说赵本山也曾接受过调查，不过后来都撇清了关系，也未有人能证实这些传闻真假。尽管如此，艺人和官场走得太近，还是犯了中共大忌，尤其是在反腐败和整风的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至于强烈的市场经营意识，在娱乐圈高层几乎更是人尽皆知。从一个一文不名的艺人，到成为身家数十亿的娱乐圈大佬和跨界经营的民营企业家，赵本山可以说已经把市场天赋发挥到了极致。而这次文艺座谈会，反过度市场化正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把话说的很重，他说「文艺不能做市场的奴隶」，在最高层这样的价值观指挥棒下，赵本山已然成为了一道不和谐的音符，他又怎麽可能被拉进这个舞队合着中共律令的节拍一起跳舞呢?

因为以上这三个原因，赵本山的时代算是彻底过了，这一页算是翻过。赵本山这个大红大紫了二十多年的娱乐圈大佬级人物，就这样在一夜之间，被抖落出中共党的蟒袍玉带，甚至于都没有给他以抓住衣脚的机会，这真真是体现了政治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威力。在政治性极强的中国社会，政治上失宠后的赵本山不仅以后想再上央视春晚无望，而且还会遇到更多麻烦，更大的麻烦。这当然都是后话，而且说了也没有人懂，既然如此，那就等以后再慢慢懂吧。

赵本山叫回赵四、刘能等人 连夜开会学习习近平

10月21日，赵本山做客人民网接受访谈，谈了自己和旗下演职人员关于习近平在京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学习体会。赵本山提到，在座谈会结束后的第四天夜里，他带领整个“乡八”剧组召开学习会议，包括小沈阳、宋小宝、“刘能”、“赵四”都作了发言。

赵本山自称“总书记说话都那么谦卑，都那么平易近人，而且说得那么朴实，我们作为一个小明星，你是个啥啊?你还撅着尾巴乱晃?所以，赶紧，低下头来为人民服务。”。其中也承认“我养了一批文化并不高的人”，“我承认我身上有毛病和错误”。

他这样谈自己对去庸俗化的理解：“(这)就好比我们在吃大肠的过程，你要把肠子拿出来，两头一系，煮上，你说这谁能吃?你必须把粪便弄出去，还得洗，但你洗得太干净，把这个味就洗没了，就不是大肠味了，他也不会吃，也觉得没那个味道了;他觉得是一块肥肉。但是这个口味还必须让他觉得是大肠，吃起来又香又好又可口，人们才选择吃。”

关于以后的发展，赵本山表示：“现在我的公司，金钱不是我的主要了，社会效益是我的主要了。”，“第一，我听党的话;第二，我听老百姓的话。”，“社会需要我们做什么，党需要我们做什么。要跟党走。这就是我的良心。”

谈到自己公司，赵本山表示“我们‘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党支部，我们的学生中也有好几个入党了，而且还有工会。你做一家公司，归党管，你要知道，要把党放在第一位，然后你再考虑着党喜欢，老百姓也喜欢的，这就是市场效应和经济效应，这是我的理解。”

关于“反腐”，赵本山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包公”，因为我们这个民族越来越强大了，越来越好了，这就出现了腐败，我们不能回避它。

谈到“中国梦”，赵本山称“本山集团的梦也是国家的梦。我们都是国家的一员。就是大家和小家的问题。小家一定要服从大家。”

ZT: 把“婊子”宠为贵妃 暴露了习近平的智商

把“婊子”宠为贵妃 暴露了习近平的智商
 2014-10-22 07:42:48  东步亮，东网
一场座谈会上突然涌现的两个流氓小丑，近几天成为人们生活中喧嚣的热词。各种嘲讽、批评、反驳和辩护在网上网下沸沸扬扬，吵得不可开交。本不想凑这个热闹，我觉得提这两个名字，都玷污和有辱我笔下的文字，但看了诸多评论，还是忍不住想说上几句.

熟悉中共官僚体系运作规则的人都知道，一场全国性重要会议的召开，哪些人员参会，哪些人员出席，哪些人员“发表重要讲话”，都经过了主办单位事先的精心安排，每一个细节往往都饱含深意。根据习近平自己的说法，这个会议是他提议召开的（据央视视频），不过，按照惯例，这些参会人员不可能由习亲自指定或确定，至少不可能全部由他指定和确定。参加会议的人员来自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书法、摄影、曲艺、杂技、影视等领域，共72人，这些领域的行业组织，如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国美协、中国舞协等，无论人事安排还是主要业务，日常都接受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中宣部领导。而这个会议主要是由中宣部负责组织的。因此，很可能正如有文章已经指出的，“周小平（花千芳）二人是统领文艺界的中宣部推荐上来的”。

　　推荐两个小混混进入官方最高级别的文艺殿堂，作为充数的滥竽，凑个热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两个小混混在会议上被作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参会人员被突出和强调了。突出和强调他们的一是会议的主持人、当今中国最高级别的领导人习近平，二是官方媒体在其后的报道中又特别提及了这一细节，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官媒是这样报道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互联网文学时，停下来问：『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路作家，是哪两位啊？』周小平、花千芳迅速站起来并向总书记举手示意。『你们好！』总书记说。两位年轻的网路作家略显紧张地回答：『您好，总书记！』座谈会结束时，习近平还走到他们面前，亲切地说：『希望你们创作更多具有正能量的作品。』”

　　对于这一情节，当事人之一花千芳事后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和习大大零距离》，与官媒的报道略有不同：“说到这里的时候，习大大突然说道：『今天我们这里还来了两位网络代表，周小平和花千芳，坐在哪里？』俺老花正在认真的听讲写笔记呢，忽然被总书记点名，那一刻简直不知所措，不由自主的就站了起来，举手说：『习大大好！』总书记微笑点头……整个会议期间，除了中国作协、中国影协等七位发言代表之外，习大大在会议期间只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仅有的两位网络代表。”

　　以我多年媒体工作经验对中共官媒的了解，官媒在处理习近平的直接引语时，隐掉周小平和花千芳的名字，是非常可能的。而花千芳的文章表示他和周小平是首先直接“被总书记点名”，二人才站起来。从一般逻辑上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习只说“网络作家”而不点他们的名字，周、花二人除非事先看过72人的名单，“网络作家”只有他们二人。据我私底下通过可信的途径向当时在现场的有关人士了解，习在会议期间确实“只点了三个人的名字”（另一个人是冯其庸）。综合种种情况判断，我选择相信花千芳对当时细节的描述，即：是习近平首先点了周、花的名。这意味着，习事先是知道周、花二人的。

　　至于习是在开这个座谈会之前临时从下属或身边人（比如主管意识形态的常委刘云山）处主动或被动地知道的，还是在此之前即已经知道，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情况说明，习经过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了解并接受了这两个“爱国网络作家”及他们的作品，而并非“临时起意”，上了刘云山的当，受了中宣部的骗，被人“黑”了。

　　如果仅仅是被“黑”了，我还能生出一丝怜悯，毕竟皇帝经常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没穿衣服的人。如果是事先即已知，我就不能理解了。用官媒一篇文章的说法，“周小平文章不仅逻辑混乱，在最基本的事实和常识方面也有多低级的错误”，并且涉嫌办黄色网站曾被抓。这样一个下三滥、不入流、甚至连文字都写不通顺的投机分子和小丑，却被当作宝贝宠幸，不仅大会点名，还在各大官媒推介（周、花等人的文章《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等曾被宣传主管部门要求在各大门户网站首页醒目位置连挂数天），简直就是污辱中国所有的文人。

　　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得形象：“一暴发户问管家：我已买了爵位，可那些贵族小姐还是看不上我，怎么办？管家说：您办个舞会，把上流社会的人都请来，我找几个女子扮成贵妇对您表达爱慕，您要表现出风度翩翩怜香惜玉，定能俘获小姐们的芳心。没想舞会结束后，暴发户却成了坊间笑料，原因是管家请来扮贵妇的，是几个人人皆知的站街婊子。”

　　作为一个娶了一个歌唱家、一登上权力巅峰即懂得文艺，可以发号司令教导人们怎么去创作文艺作品的党首，习近平堪称当下中国真正的全能神教主。他什么都懂，什么都可以为人们指明方向，他已是新时期的东方红。但是他对周小平的器重，暴露了他的智商，把一个站街婊子宠为贵妃，已不仅仅只是无耻。把他当作未来大救星的人们，恐怕要失望了。

ZT: 中国全面倒退 重提阶级斗争 出版黑名单榜

中国全面倒退 重提阶级斗争 出版黑名单榜

2014-10-13 

中国出版黑名单 余英时，梁文道等遭殃

中国当局周五(10日)下达封杀令，全面封杀学者余英时、茅于轼等著作，禁止一大批具有普世价值倾向的作家出版其作品，并同时封杀持支持香港占中的台湾作家。此前，中共宣传部还以内部指令的方式，组织水军在网络造势，抵制支持占中的港台艺人，并要求在11月10日以前，反馈网络造势的情况。（罗伯特／潘加晴报道）

据外泄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内部通知显示，此次封杀令由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该局在上周五召开了一次出版会议，并于次日下发了会议决定。该决定一共5条，分别是：

1、余英时、梁文道、许知远、茅于轼、野夫、张千帆、陈子明、徐晓等人的作品不予出版。

2、宗教类选题如藏传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题材，从严出版。

3、口述史类的图书请慎重出版。

4、藏地活佛的书，总局从严控制出版。

5、余英时、九把刀两位作者的书全部下架。

另据外泄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给经销商的通知显示，早在9月24日，余英时的书就已经被中国宣传部列为禁书，并严令各出版社下架回收。

余英时是公认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首届唐奖“汉学奖”得主，被学界评价为是一位“追求纯粹的学人”。而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一直因为自由主义倾向而被中国极左势力所仇视。此前其在国内几所大学的讲座，也因为极左人士的闹场和阻挠而停办。

而真名柯景腾的网络作家九把刀，其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他近期表达了对香港学生占中的支持。

台湾观察人士陈婉君认为，无论是余英时还是茅于轼等，都是当今最优秀，并具有远见和良知的学者。他们温和、理性、独立，中共当局的这种封杀让人震惊。

她说：他们已经是非常遵守体制里面的逻辑，来说一些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话，都不行了。现在只要跟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人道、人权，这些东西全部不能碰。以前你还可以迂回着讲，现在连迂回的空间都没有了。

流亡台湾的中国媒体评论员笑蜀认为，今年9月下旬，中国社科院长王伟光在党媒发表文章重提“需要阶级斗争”。中共党媒《红旗》杂志也发表文章称，“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中国近期发生的针对知识界的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倒退，中国有重回文革的危险。

他说：这是发疯的节奏嘛，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就是已经到了文革，张春桥搞的全面专政的地步了嘛。如果这个状态持续，那就意味着文革就回来了嘛。全面专政的精髓，就是在思想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据悉，早在201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将“引导舆论”的提法改成“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后，党媒就曾掀起过一次反普世价值的舆论高潮，引发了中国知识份界的广泛担忧。

台湾观察人士陈婉君认为，无论是余英时还是茅于轼等，都是当今最优秀，并具有远见和良知的学者。他们温和、理性、独立，中共当局的这种封杀让人震惊。

她说：他们已经是非常遵守体制里面的逻辑，来说一些他们心里真正想说的话，都不行了。现在只要跟民主、自由、普世价值、人道、人权，这些东西全部不能碰。以前你还可以迂回着讲，现在连迂回的空间都没有了。

中国全面倒退 重提阶级斗争

旅德中国媒体评论员笑蜀认为，今年9月下旬，中国社科院长王伟光在党媒发表文章重提“需要阶级斗争”。中共党媒《红旗》杂志也发表文章称，“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中国近期发生的针对知识界的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全面倒退，中国有重回文革的危险。

他说：这是发疯的节奏嘛，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就是已经到了文革，张春桥搞的全面专政的地步了嘛。如果这个状态持续，那就意味着文革就回来了嘛。全面专政的精髓，就是在思想领域，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政治哲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据悉，早在201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将“引导舆论”的提法改成“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后，党媒就曾掀起过一次反普世价值的舆论高潮，引发了中国知识份界的广泛担忧。

ZT: 美国将军：对中国动真格的 是时候了

美国将军：对中国动真格的 是时候了
 2014-10-12 21:47:25  纽约时报 
从香港到新疆，中国都在严厉地压制政治异议，而且它和俄罗斯、伊朗、朝鲜关系紧密。这让许多西方领导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怀有的一个梦想破灭了——他们本以为，“建设性接触”最终会不可避免地使中国更开放、更民主。
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变得更自信、更强硬，也更封闭。邓小平启动经济自由化35年后的今天，共产党面对着剧烈的社会矛盾，正在运用物质上的繁荣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合法性。它既抛弃了走向民主的转变，也没有承认人权和公民权——美国原本希望，中国取得惊人的经济崛起后，就能产生这些转变。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精心计算的自身利益，罔顾美国努力推动的国际制度、标准和义务。中国越来越多地将美国看做竞争者，以及潜在的对手。

　　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时，北京寻求与华盛顿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系，从而遏制其感受到的苏联威胁。到80年代末，中国不再担心苏联，不过仍然愿意倾听，也愿意学习美国军队的经验。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感到赞赏。在这期间，中国积累了农业、工业和技术实力，军事现代化一直是次要的任务。迟至2005年，在了解自身实力提升的同时，中国仍在羡慕美国。当时有一位人脉广泛的年轻共产党领导人对我说，“中国知道你们和英国是好朋友，是英国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了你们。中国希望成为美国的好朋友，这样你们就会把世界的领导权交给我们。”

　　如果说中国对美国的评估有一个转折点，那可能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后续事件。尽管仍然尊重我们的军事实力，但是中国开始认为美国是一个陷入颓败的体制，其经济债务负担沉重，其政府无法正常运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也很容易会被取代。在2011年，一个位置显赫的中方人士告诉我，中国的新领导层希望主导南海；地区内的竞争者，如越南，要屈从于它的雄心，不然就会“受到教训”；而如果美国干涉，我们的资产也会成为目标。

　　到2013年，此人的警告显得更加险恶：“我们能看到你们的隐形飞机”；“我们有自己的GPS系统，而且能击落你们的”；“我们了解你们所有企业，甚至NASA的技术，因为这些都是中国科学家为你们研究的”；“你们没办法与菲律宾建立任何军事联系，除非我们允许，因为中国通过香港每个月向菲律宾汇款35亿美元”；“中国造船厂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一直在不停工作”；“从2012年10月到2013年4月，有超过30艘船下水”；“到2019年，中国部署的航空母舰将达到四艘”。

　　中国不寻求发起冲突，它通过灵巧地运用传统外交手段，并配合以巨大的经济实力，就能达到大部分目标。但中国也不会回避冲突，它过去就曾“先发制人”，而不是防御性地运用军事力量。危险在于，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寻求让外界承认其实力和权利时，无论是蓄意为之还是出于误判，都可能掀起冲突。

　　然而美国面临的更深层的战略问题在于，中国对贸易、法律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全球机制所构成的更为根本的挑战。这套机制是美国及其盟友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的战略崛起耐心、细心、有远见，对于上述机制全都造成了威胁。就像美国寻求让全世界采纳民主价值观，在国际行为中遵从美国的规范一样，中国也会寻求推行一些机制、建立一些关系，来支持共产党在国内的统治，推动各国不应干涉别国事务的政策。

　　如果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利己主义组织原则占了上风，那就意味着，包括法治在内的西方制度与价值观会遭到根本性动摇。这将是一种倒退，是回归到力量均势与势力圈的19世纪理念。按照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说法，问题在于，“中国能否与我们合作创建一个国际架构，从而让我们或许可以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一个崛起的大国能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并能促进和平与进步？”

　　在剖析中国的时候，美国必须超越简单的历史类比。在规模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代表的挑战，要远远大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个世纪前的德国，虽是一个有战争意愿的崛起中的强国，但它从未在人口与工业规模上匹敌美国，而且30年代以前没有形成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单一政党统治。中国也不像经济上隔绝于世的苏联。历史上并不存在先例。

　　20多年来，美国的对华策略在“接触”与“遏制”之间走钢丝，与冷战期间美国的对苏政策如出一辙。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宣布的“转向”亚洲策略，被外界视作直接针对中国，是向遏制的一种转变。在转向亚洲的过程中，美国不仅调整了力量，还更新了与盟国的防务协议。美国正在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的谈判，旨在建立一个包含其他11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区，但中国被排除在外。

　　随着中国在南海和东海更强势地推行其领土主张——包括一部分人甚至对冲绳提出了主张，而那里是美军的驻扎地——美国正被拖入地区争议之中。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该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均有求于美国。面对中国新近摆出的强势姿态，这些国家急于寻求保障和支持，但同时也担心会激怒中国。积极迫使我们在每个议题上在中国和我们地区盟国利益之间做出选择，将符合中国的利益。

　　美国将强调，在多边论坛上通过国际法来解决争端，并履行对盟国的承诺。相比之下，中国却把这种国际秩序及正式责任视作对己方严重不利。

　　对于前路之坎坷，我们不应抱有任何幻想。中国在按照自己的长期规划行事，背后的动力是其自身的利益。按照某些估算方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会在未来10年里超越美国。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军事实力将颇为强大。这种实力包括航空母舰、陆基航空力量、潜艇和弹道导弹技术，均可用来对付美国部署在东海和南海的航母。就算没有任何军事冲突，西太平洋的力量均势也将影响中国到底是倾向于强势进取、威逼恫吓，还是做出妥协。

　　中国人必须明白，其不断扩张的军事实力会导致某些后果。例如，在中国不断夸耀其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的同时，美国一定不会排除加强其导弹防御系统的需要。我们应该坦率地向中国解释这种情况。中国正在密切观察乌克兰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在那里发表的声明和采取的行动对亚洲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必须帮助中国了解，如果它坚定地与俄罗斯越走越近，只会激怒美国和我们的盟友。“转向亚洲”是合理的，但其代价绝不可以是牺牲我们对欧洲和其他地区盟友的义务。

　　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努力说服中国，它的利益并不在于狭隘的自我膨胀，比如扩大领土范围等等，而在于分担与其财富和实力相称的全球领导责任。全球性的治理机构——联合国(United Nation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世界银行(World Bank)——并非十全十美，但它们仍是确保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最佳框架。中国无论有多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如果背离这些机制，也会落入孤立和防守的境地。

　　虽然从长远来说，美国人应该希望中国拥抱民主和人权，但在短期内，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有权建设自己的政府体系，对于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公平，也有其自己的标准。美国应该坚持要求中国像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一样，遵守《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我们必须帮助中国看到，“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和尊重基本人权之间，存在着区别。（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也必须证明自己接受了全球领导责任，例如，加入国际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步伐会像美国人希望的那么快。

　　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一个看法是，它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领导者，但这个愿景远远不算是板上钉钉。我们的自然资源、法治、创业文化，以及在高等教育和科学上的巨大领先优势，都是对我们有利的重大因素。世界各地的人都希望到美国生活和工作——富有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他们寻求美国法律的保护，推崇在美国找到的个人自由。中国就没有这些吸引力。

　　如果我们要保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成为一支建设性的、制衡性的力量，美国就需要为自己制定一个长期战略愿景：基于能源独立的、强大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充满活力的、行之有效的民主；坚定自信的、有耐心的、有盟友支持的外交；能在危机中与中国对峙的军事实力。随着这些方面的到位，我们就可以以一种促进全球繁荣和稳定的方式，帮助中国获得其应有的一个全球领导者的位置，成为一个可能与美国同等地位的国家。也许到那时，中国的领导人会觉得足够安全，能把真正的民主给予公众。不过，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作者韦斯利·K·克拉克(Wesley K. Clark)是一名顾问，也是退役的美国将军，曾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本文摘编自他最近撰写的《不要等待下一次战争：美国增长和全球领导力策略》(Don’t Wait for the Next War: A Strategy for American Growth and Global Leadership)。

ZT: 梁文道：他们为什么害怕佔中

梁文道：他们为什么害怕佔中
2014-10-11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铁站，就一路听着前座的男士畅论时局，他彷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势，自信满满地说：“这还不都是泛民那帮人在搞鬼，他们的用心太险恶了……”由於他的友人表现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严肃也更用力地高声强调：“难道你还没听说过吗？其实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的背后有美国人支持。就连那帮学生，也都是英美煽动出来的。”

下车之后，我走进港铁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几个穿着黑衣服的女孩在发传单，看样子应该是大学生吧。我接过传单，站到一侧仔细阅读，原来上头印着的是她们罢课的理由，以及她们对市民支持的呼籲。看完之后，我走到刚才把传单递到我手上的那个女孩跟前，叫了她一声“小姐”，结果吓了她一跳。这时我才想起，听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比较习惯人家叫他们“同学”。然后我就试着用安抚的语气告诉她，这张传单上头少了印制和出版单位，这么一来，就算单张内容再清晰有力，但出处不明，好像也还是有些不妥吧。这位个子瘦小，一头汗水的“同学”很尴尬地笑了，斯文客气地近乎恭敬：“系噃！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会回去向同学们反映。很谢谢你呀，先生。”

我走开之后，又忍不住回头，看见她已经在和其他两位女孩认真地埋头研究那叠单张，背包上的“松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来回晃动。这时候，积压了几天的情绪一下子涌了上来，平常不太容易激动的我，终於在这最平凡的时刻湿了眼眶，原来这就是被“英美势力”动员出来的学生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社会撕裂成完全无法坐下来好好说话的两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失去了就事论事讲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於“用心”、“动机”，以及“背后的势力”。这么热的天气，还有这么多稚气未除的少年穿着黑衣走上街头，去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梦想卖力；这难道不是我的过错，不是我这一代人的失职吗？为了追究自己没有做到该做的事，为了试着理解当前景况的来龙去脉，我现在必须整理一下过去两年多来的观察和思考，说一些或许不合时宜（而且来得太晚）的话。

我没有水晶球，执笔此刻也无法猜测目下这场声势浩大的佔领运动的结局。但正如许多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它的长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体走向容易推论。就拿佔领运动的杀伤力来说好了，许多论者在谈“佔中”的时候，一直只盯着它对社会民生的干扰，怕它破坏交通，打击经济。然而，要是比起它结束之后才逐步发散的力量，它正在发生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佔中三子”原来的预估，整个行动的参与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万之数，就算是超出期望了。这1万人应该会乖乖坐在地上，不冲击什么，也不破坏什么，只等着警察清场时一个个把他们抬走。依照香港警方历来清理示威的表现推算，在这种情况下收拾“佔中”应该不会花上太多时间，两三个星期就叫做很长了。真正的问题反而在把这5000到1万人统统捉回去之后。

不想佔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当晚的行动简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们不应该在解释事情的时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脑残”等其实没有说明过什么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尽量换位想像决策者的“理性”。如此一来，除了坊间流传的想在十一国庆前清场，以及接下来我还会详细分析的“鹰派综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们不想看见“佔中”的发生；准确地讲，是不想让“佔中”如原来计划般发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内的决策当局一定晓得“佔中”倡议人戴耀廷先生的构想（因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里介绍过了），所以他们宁愿以催泪弹和武力迅速驱走多数群众，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说的，等民间反佔中人士“自行清场”（他的意思是这两天我们所看见的涉黑暴力行动吗？），尽量不要让事情拖得太久，也尽量不要逮捕那么多人。

为什么？首先，警方根本没有能力去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过万警员每日超时工作，取消假期一两个月，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佈那么简单，更是实实在在的士气问题与资源问题。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这全都是白花花的银両；泛民议员更可能会在将来拿着下一份政府预算中的保安开支兴师问罪。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可能想不到这种问题。

其次，更大的问题，也是“佔中”真正厉害的地方，是那几千甚或1万被告进入司法检控程序之后的场面。按法律学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这1万人是不能以集体代表的形式应讯的，他们必须按照具体“罪行”的类别分批甚至是单独上庭。请想像一下，单是一个被告在警方那里做口供笔录的时候已经能够玩出很多花样了（正如好些大律师所言，一个读历史的大学生大可在忆述当时情景时说一下自己正在看的书，从女娲补天一直说到1949年共党建政，而警员则必须一字不误地死死记录）。然后他们的案子还要经过律政司那里一一审视，接下来才是出庭受审。1万被告，整个司法程序走完（还不算上诉的工夫），三五年的时间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时候，有瘫痪危机的就不是港岛交通，而是整个香港的司法体系（除非特首颁布紧急状态，以简易程序处理。但这又会触发另一轮更大的问题了）。

稍识公民抗命历史的人都晓得，它的主要舞台从来不在现场，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称独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万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陈辞表白良心的机会，这会为社会带来多少触动呢？假设有一位70多岁的“冯伯”今天要出庭了，会不会有支持者在庭外集会“力撑冯伯”，然后即时发动一次小型佔领行动？那几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时候总不能不准保释长期扣留，於是就能像现在好些行动人士一样，被告期间又重回战场，小股作战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个程序期间，在媒体和民间舆论的关注底下，更大规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发酵。比如说抗税，同样是犯法，同样要上庭，但在司法体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还在街上逍遥而用不着收监的状态里，这岂不是一个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动？万一抗税等一连串的公民抗命持续爆发，那就是没完没了的不尽循环了，并且可能有往外扩散涟漪般的效果。与这种局面相较，目下两三个礼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动，实在算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当戴耀廷先生曾在上个月声称尽量不要在工作日发动“佔中”，以免影响金融市场，很多批评他“没出息”的论者大概是一时忘记了“佔中”的重点所在。

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

没错，当前的佔领运动已经超出原来的预想，几千人呆坐场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会发生的了。不过，除非所有市民自愿和平散去（我们都知道这个机会不大），否则迟早还是要有一次清场行动。警方可以只清场却不逮捕不落案吗？就算真有如许荒谬的发展，或者他们只带走少数几百人；他们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别坚定的行动者去主动投案自首吗？又能阻挡将来各式各样小规模抗命行动的“遍地开花”吗（不要忘了，十几二十万参与过佔领行动的市民要是全都没有后果，那就等於变相鼓励未来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迟或早，前述景象还是要来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动，可能是想制止这类情形的出现，但反而却推动了它的提前实现，而且还早一步地扩大了这次行动的国际影响（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来也就该在“佔中”的剧本当中，只不过未必会来得这么快，也未必会来得这么大罢了）。

最近几天，很多支持佔领行动的朋友都在讨论整件事应该如何收场，其中重点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标和诉求；但万一这些目标和诉求都达至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答案很简单，不必怎么办，静坐便好。因为这场运动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说的，早在人大决定颁布之后，便已注定“失败”（因为它的目的本来是要中央让步，开放一个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选举）。自那时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计成效的道德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也为港府和北京带来了日后许多年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危机。

梁文道，明报

ZT: 梁文道：北京为什么担心？

梁文道：北京为什么担心？
2014-10-12
政治是种感知的艺术。对於大部分香港人而言，眼下这场佔领行动究竟是不是“革命”，或许并非首要问题，因为“革命”是抽象的，但参与者的行为和表现却是肉眼可见。正如许多在9月28日之后才决定跑去现场的市民，他们当然在乎政改的议题，但他们更在乎的却是警方居然对学生用上了比当年对付“韩农”还要多的催泪弹。不要忘记在世贸部长级会议那年，许多香港市民对韩国农民态度的转变；一开始是冷漠，甚至还有些讨厌他们在行动上的力度，可渐渐地却转成了同情，进而支持。为什么？这就是感知变化的效果。

两种香港人

若从这个角度来看，佔领与反佔领，与其说是政治立场的分别，倒不如说是两种香港人的分别。这个区别也许太过简括，太过不科学，但经过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呈现，却一样有着非常具体的力量。一种香港人犯法，但却签过同意书，愿意以良心接受法律制裁；另一种香港人反对人家犯法，同时还“反暴力”，结果却以既暴力又犯法的手段来表达主张。一种香港人会在行动现场做功课，打扫环境，回收可再生垃圾，而且还礼貌周到；另一种香港人却满嘴粗言、态度凶暴，不止打人，甚至公然性侵犯对手（还说什么出来示威就要接受非礼）。

这两种香港人就连组织行动的模式都是不同的，叶刘淑仪女士认为佔领行动的支持者既有大量物质支援，又有高效灵活的效率，可见它“背后一定有组织”。但只要稍为做过功课，稍为留意过去几天网络上的情况，都该发现佔领行动的特色恰恰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一种多点横向连结的“蛛网式组织”。9月28日之后，同时出现了旺角和铜锣湾等两个新“战场”，并不是什么神秘地下组织之功，而是网民自发商议的结果。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见到整个行动少了一个足以号令全局的中心，没有谁能保证人家一定会听他的话，也没有谁有把握能代表全体行动者去和当局谈判。但另一方面，这类人集体自我学习的能力也较强，在行动花样上屡屡应变升级。相比之下，反佔领人士的行动就真是系统得多了，要戴口罩就戴口罩，要咬饮管就咬饮管，进退有序，收放自如，就只差几辆大巴带人到场罢了。若说这不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恐怕建制派自己都不会相信。

最后，更别忘了这两类人的构成。一类人以学子为主，错以社工、教师、文化人，以及中产阶级，多半拥有不错的教育程度。另一边则是大叔大婶，以及黑社会成员，冲劲有余，但却说不清自己到底想来干什么。简单地讲，这两类人的分别就是两种香港人形象的分别。对於仍未卷入风暴，多少还站在中间的市民而言，你猜他们会认同哪一类人？希望自己是哪一种香港人呢？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来探讨一个更加要紧的问题了，那就是北京为什么应该担忧。

失去整代年轻人

借用刘细良先生常说的那句玩笑话，前述两种人的不同乃是“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分别，是知识结构的分别，“有型”和“冇型”的分别，甚至还是世代的分别。在过去两年之间，这两类人的分别已经打上了非常鲜明的政治印记，形成一连串形象上的等式与对决：撑梁振英＝支持阿爷＝教育程度不高＝粗糙老土＝收钱办事vs。反梁振英＝不服阿爷＝教育程度较高＝斯文有型＝自动自发。又由於这两类形象等式往往还代表了代际的差异，所以我们不妨大胆地讲，北京和建制派过去十几年来一直念兹在兹的“人心未回归”，经过两年多来的局势演变与政治操作，终於演变成了今天的“人心不回归”。任何北京来人，过去几天只要到金钟街头看看，又或者浏览一下网上的讨论，大抵都会得到如此结论﹕我们已经失去了整代香港年轻人。

狼来了随时成真

在过去两年多的日子里头，我们时常听到有人像叶刘淑仪女士一样，怀疑这些反对行动背后是否藏着一个很厉害的组织。也时常看到许多意见就和最近《人民日报》的评论类似，指摘这些反对行动是“海外反华势力”煽动的结果，不止有走向“港独”的嫌疑，甚至还“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我不敢断定这些讲法究竟只是政治策略上的一套定性修辞，还是有关部门的真实认知。可我想在此做出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这一切都有可能成真。如果上述说法是他们认真的判断，那么他们大概会庆幸自己预言的准确；如果那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招数，这可就真是“狼来了”了。“港独”会有的，“颠覆国家政权”会有的，就连“海外反华势力”也大有成真的机会。

这一切北京噩梦的基础之一，乃在於这次佔领行动的道德特质。大家不妨重温一下“佔中三子”一路以来的言论，其实他们的目标一直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避免佔中的发生。因为“佔领中环”只是手段与筹码，它真正的目标是要一个没有筛选的普选。可是原有目标一旦落空，手段本身就要升格成目标了。夸张点说，这大概类似藏地的自焚，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行动，一种它本身就是道德义务，再也不求任何实效的行动（说白一些，那叫做“给自己一个交代，给后世一个交代”）。眼下的僵局显得那么难以化解，正是因为行动者本身也知道他们的诉求很难得到满足（就算不是原始佔中成员，一般跑去支持的市民大概也不会相信中央会让步吧），当谈判双方都晓得共识不可达成的时候，谈判又有什么可谈的呢？

这种行动本身就是道德义务的想法，本来十分违反大家心目中香港人那十分实际的性格，於是它也就成了一具潘朵拉的盒子，打开了部分港人质变的机会，使人感到再不实际的目标也是可欲的，再不现实的理想也是值得追求的，不可能的事其实是可能的。

比方“港独”。它原是香港政坛的最大禁忌，尽管有不少人认同“本土”和“命运自决”，但独立到底是说不出口的。正如吕大乐先生此前提出的，政治上本土倾向的尴尬就在於他们一方面不愿碰“港独”，但另一方面又举不出任何可实践可操作的具体主张（例如“城邦论”，在北京眼中，它或许不离港独太远，因为都涉及到国家政体和版图统治形式的变更）。更大的问题是它太不实际，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在今天一整代土生土长的香港年轻人“被丢失”的情况底下，在不可能的事情也值得一试的气氛底下；更重要的，是在现在这么简单的佔领示威也被打成“港独”的实际环境之下，大声说出“香港要独立”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今天具有本土倾向的政党或许犹抱琵琶半遮面，明天会不会就有些政团乾脆直接坦白地模仿“新芬党”，把“自治”甚或“独立”列作根本纲领？

在中国认同降至新低点的气候里，近日香港民间舆论对“民主回归”以及一切染有“大中华胶”色彩人士的声讨，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普选难产的困境，岂不也正应了早辈“民主回归派”的那句﹕“中国没有民主，香港就没有民主”？无论这两年来的本土倾向有多浓烈，无论陈云先生的种种谋策在其信徒眼中有多么厉害，我想大家都很难否定中央政府在香港政政改一事上的作用与角色。不管你纪不纪念六四，也不管你反不反“蝗虫”，香港有没有真正开放的普选，其现实的决定权并不在港人手上。既然一个不接受“西方歪路”的中央政府不容香港民主，既然在香港争取民主就有“颠覆政权”之嫌，所以有人可能就会试着走一条和“港独”同样激进，但立场截然相反的道路，那就是乾脆把“支联会”多年来“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化作行动，真正干起支援内地民运的革命大业。

表面上看，这两种主张都很不现实，就算做起来也无异於螳臂挡车，参与的人绝对不会太多。但激进行动从来不必人多，真正有志於“疆独”的维吾尔人也不是这么多吧。就算不用恐怖手段，多了一群人以类近“法轮功”的手法在各大自由行要点散发载满“六四真相”和“大饥荒真相”的传单，向所有内地驻港人士和留学生心战宣传，那也足够北京当局头痛了。更麻烦的是这两股“后民主派”的激进力量还有一个天然的理想舞台，香港到底不是西藏和新疆，不能说封锁就封锁，说严打就严打，它只会比西藏和新疆更难搞。又由於焦点不在民族和宗教，而在於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落实，所以香港各种运动对内地年轻一代的影响也远非西藏和新疆可及。所以，香港不单是另一个西藏和新疆，对北京而言，它是真正具备颠覆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前线”。以上所言，是否夸大，我们只要留意一下网上讨论的动态，就可以有些感受。

提供改变中国管道

然后就要说到所谓的“海外势力”了。其实这么多人在谈“英美反华势力”，什么“黄之锋接受美军格斗训练”，刘迺强先生所说的“港美中心在大学活动”云云，全是过分夸大，明眼人统统晓得。没有比陈方安生女士和李柱铭先生等经常外访的政治领袖更知道真相的人了，那些驻港外交官与外国议员根本做不到什么，顶多就是“口舌服务”罢了，他们的言论与其说是讲给中国人和香港人听，倒不如说以本国选民和上级为对象。实利所在，他们也有机会像戴卓尔夫人的前秘书一样，说变就变。即便如此，由冷战时代“美新处”的工作，与“颜色革命”时一些基金会的运作经历来看，某些“休眠”机构被唤醒，以及某些力量的藉机进入，也是大有可能的。因为香港的局面已经开启了一个国际地缘政治转变的机会，这里提供了一个渐渐改变中国的管道。

总的来讲，对管治者而言，香港的情势真是说有多糟就有多糟，所有他们预言过的东西都有逐步成真的机会。我现在想问的问题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决策者之前似乎看不见这么明显简单的局势演变？比起开放普选，香港法律体制的超载与政治力量的激进化，哪一种结局更加可怕？有没有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办法，又有没有挽回危局的选项？如果没有，那些原本可以使用的选项，以及可以制止情势恶化的方式，又是怎么消失的呢？

梁文道，明报

ZT: 加拿大悲惨5年：加币哪里去?加拿大经济哪里去?

加拿大悲惨5年：加币哪里去?加拿大经济哪里去?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4-10-01

加币哪里去?加拿大经济哪里去? 

未来五年是加拿大的悲惨五年，甚至会更长，记住本帖，做出你相应的调整。

1.加拿大房地产走上歧路，超周期繁荣，现在是超扭曲繁荣(仅温哥华、多伦多、卡尔加里持续上升)，其余地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颓势;房地产周期性繁荣是正常的，超周期再加扭曲必定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全世界房地产都已经进入蛰伏期，连中国这样的大牛也已经开始走下行，加拿大几个高热地区还在一路高歌猛进，明显的炒作，政府就算看到也不积极作为，任由其发展的结果，势必带来恶果。

2.人口老龄化恶化趋势明显，今年首次出现不工作人口超过工作人口，糟糕的是老年人占比更大，意味着经济发展压力更大，劳动力供应不足，但比这个更加糟糕的是，没有出现就业率提升的情况，相反失业率还增长，简直是雪上加霜;

3.新经济元素几乎停滞，过去十年，那些新兴产业的大佬悉数衰败，北电，黑莓全部完蛋，制造业进展不顺利，过去几年没有上心培养，睡在资源大卖和房地产大涨的虚幻美景里，可惜这些都不可持续，制造业不是想上就能上的，未来几年要再上台阶难度巨大。

4.通货膨胀明显，直接打击消费，房地产持续上涨，直接表现就是通膨加剧，今年尤为明显，今后随着加元汇率的不断走低，这个压力还将持续，加拿大许多食品和副食品都依赖进口，加币持续贬值，会令物价，尤其是基础消费品物价压力更加剧烈;

5.国际大宗商品和基础能源品价格不断下降，让以此为重要经济支撑的加拿大大为受伤，而这一次不是简单的周期性因素，而是技术升级带来的长期打击，美国页岩气技术和电动汽车体系，都将对基础能源价格造成长期的压力和打击，靠资源支撑经济的加拿大要失去好多年的优势。

6.制造业，消费，资源价格，全都进入颓势，房地产还在傲视全球各主要大金融评测机构的警告一路上行，独挑大梁，但总有一天会不支倒地，届时各项经济数据会更加难看

7.唯一一个好企业TIM HOURTONS 还被老美拿了去，破败像毕露。

8.美国在未来几个月内将启动加息进程，一旦开始加息，加拿大压力山大，跟加币会跌，因为房地产压力加大，尤其在家庭负债率已经高到超过美国次贷危机时期的数字，危险更大;不跟，加币更加会跌，因为资金会进一步跑去美元这种利率上升的币种回避贬值风险

加拿大 走到今天这么一个极为尴尬的位置是这么多年舒服惯了，一直由美国领着跑，自己不思进取，未能发展出独立自主的经济，其实跟着美国跑也不错，可惜美国最不待见房地产，大力收拾炒房时加拿大不跟进，08次贷危机房价也拒绝调整，终于酿成大祸，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华人群体更是不亦乐乎高捧房价，中国没有房地产历史，因此没有历史经验，历史上，不论哪个国家，凡是经历过房价非理性繁荣的，事后经济必遭重创，很多人不以为然，是因为这是一个周期很长的事情，靠直接经验来获取相关知识，怕是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搭进去，其实好好学习一下投资史，就可以知道房地产从来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品;今日香港的尴尬，本身就是几十年热衷炒房的必然结果。

希望加拿大选举后，能选出一个懂经济会管理的头儿，让未来加拿大的衰退不至于太糟，老天保佑了!

对个人而言，拿人民币的，拿着别动，拿美金的，好好拿着，拿除了人民币外非美货币的，及时换成美金，美金的上升趋势，已经确定了。

ZT: 习近平必须保护令计划的秘密

习近平必须保护令计划的秘密
春秋戈 2014年09月30日
习近平必须保护令计划的秘密 春秋戈 胡温习一手策划了策反王立军，从堡垒内部瓦解薄熙来势力的阴谋。无论中共在海外散布多少个版本的谎言，这个基本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因为，谎言经不起推敲，秘密经不起时间考验，尤其面对逻辑检验，家的就真不了。只要人们把原委串起来想一想，真相就隐藏不住。 大阴谋要由大阴谋家来实施；最大的阴谋要由最大的阴谋家来实施。全中国只有一个人够资格，这人就是令计划，那个阴得不能再阴的胡锦涛的马仔。这样的阴谋，也只能是暂时忽悠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忽悠不住周永康。薄熙来应该为有周永康这样的朋友骄傲！在难以直接制裁令计划的情况下，周永康对令计划的儿子下手，为薄熙来报了一箭之仇。阴谋家理应断子绝孙，这是天理，没什么好说的。这也是习近平，王岐山对周永康株连九族，赶尽杀绝的真实原因。 请大家务必注意，除了周恩来在顾顺章叛变，地下党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急关头，不得已杀了顾的全家；在中共九十多年的历史里，包括毛泽东，习仲勋在内，中共里没有一个人这样对待过自己的党内同志，包括被冤死的刘少奇！ 而习近平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就是为了向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隐瞒薄熙来被阴谋陷害的真实原因。习近平的做法有两点： 第一，对周永康实施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凡是有任何牵连的，一概难逃被抓的命运。周永康势力的确被荡涤净尽，但习近平凶残，冷酷，不近人情的本性也暴露无遗，令人生畏。习近平政治上最能有作为的时期刚刚开始，就已经注定其政治生涯的结束。生性凶残的人，不会比秦始皇走得更远。 第二，将为习近平做出最大牺牲，断子绝孙了的令计划保护起来，冷藏起来，放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习近平最怕的是令计划再次落入别人的手里，那样，胡温习的全部阴谋就要统统曝光，整个人类都会被震惊。为此，习近平，王岐山策划了对山西省党政军官员反复清剿的打击计划，目的就是把令计划拉过的屎打扫干净，即使有人暗中再打令计划的主意，已经查无可查。为了掩盖自己的阴谋，置那么多人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而无动于衷，毫无恻隐之心，这就是真实的习近平。 为了迷惑人，习近平放出一个荒唐，离奇的谎言：令计划，周永康和薄熙来共同密谋发动政变，倒习。这还真迷惑了不少人，海外媒体也跟着起哄。习近平如果有他家老爷子十分之一的智慧，断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 See more at: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994997#sthash.Rln5nbFG.dpuf